凡著名人物到了桑榆晚岁，往往珍惜自己的荣誉甚于生命，曹禺却不。每当客人来家看望，曹先生总是不忘取出画家黄永玉写给他的一封信，为客人大声念这封措辞严厉不留情面的信。信中写道：“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为势位所误！命题不巩固，不缜密，演绎分析得也不透彻。过去数不尽的精妙休止符、节拍、冷热、快慢的安排，那一箩一筐的隽语都消失了……”曾听到曹禺念信的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这样回忆道：“这位对曹禺的批评，用字不多却相当激烈。曹念信的时候，神情激动。我真不明白当曹禺恭恭敬敬地(如果不是柔情一片的话)把这封信裱在专册里，现在又把它念给我听时，他是怎么想的。”

　　曹禺先生这种“傻气”中包孕着率真心灵和对艺术缺憾的真真切切悔悟！早在年轻时，曹禺就已经“傻”气附体了。当年在四川江安戏剧学院讲课时，曹禺感觉身体左边发凉，以为犯病了，请学生允许早下课，回宿舍才发觉棉衣左袖未穿上。有一次他对吴祖光说：“左肩上有块肌肉在跳，不知闹的什么病？”解开衣服，坎肩上跳出一只小老鼠！拍戏时的“傻”气更是可观：一边专注地给演员说戏，一边心不在焉地吃大饼，想起来就啃一口，戏拍完了，口袋里塞满了残缺不全的大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