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7日，重庆市委书记汪洋在“第六届重庆民营企业家年会”上表示，民营企业创业初期的“不规范”既是与生俱来的“胎记”，也是其生机勃勃的活力所在，各级党委、政府要给予最大程度的宽容和理解。目前国内民营企业的不规范被外界视作民企的“原罪”，一些内地富豪被指多年前有不法操作而被监管及司法机构关注。

　　对于重庆市委书记汪洋针对民营企业的“宽容论”，笔者感到十分困惑。因为，民营企业的“不规范”该不该宽容，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的，真正说了算的是法律与制度。依法管理企业理应是政府的坐标，“宽容论”岂不是又从“法治”回到了“人治”？如果说要最大程度地宽容，我们还要法律和制度干什么？

　　不难理解，民营企业的成长正如人的成长，少年阶段懵懂无知、轻狂莽撞，容易犯错误，如果大人动辄严以打压必然会挫伤他们的积极性，因此，对于民营企业创业阶段的不规范，需要一点宽容。

　　但是，我们更应当看到，对创业阶段的民营企业，宽容应该是有原则和底线的，即在法律和制度的框架许可下宽容。这就要求党委和政府必须区别对待，绝不能想当然的“最大程度的宽容和理解”。比如说，民营企业用工合同不规范，政府可以给予一定的宽容，同时令其整改；换言之，如果是安全生产出了事故或者偷税漏税，就不能姑息迁就了，政府理应依法追究。

　　这说明，对于民营企业创业初期的不规范，该宽容的宽容，不该宽容的绝不能心软。否则，一味地宽容只能助长民营企业不规范甚至违法乱纪的气焰，最终害了民营企业。“严是爱，宽是害”就是这个道理。

　　一句话说到底，对处在创业初期的民营企业，我们既要用心呵护(即指导与帮助)，又要严加管束(即依法管理)，终极目的就是使他们稳健地成长。如果过度呵护最后变成溺爱，到头来只能是害他们，这终究不是我们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