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当然不能闯红灯，这是常识。局长通过向市民道歉的方式，使这个常识得到了强调。问题是，警察本该自觉地不闯红灯，结果却相反，警察闯红灯的现象并不少见。至于闯红灯的警察被执勤的局长逮住，这样的概率太低了。一般的情况是，你是警察，我也是警察，开只眼，闭只眼，算了。法是有的，但法是警察用来管别人的。法成了警察自己手里的东西，有的警察便觉得自己是个可以超越于法律以外的人。

　　更要命的是，如果法在警察手里是可以伸缩的，闯了红灯，有的要处罚，有的教育一下就可以走人。那么，警察的权力是大了，法律的尊严就没了。两辆车子要是路上相撞，报完警后，车里的人，通常不是安静地坐在那里，等候交警前来处理；而是纷纷拿起电话：“请问，交警队里有熟人吗？”干吗？托个关系，徇点私情，枉点国法，关照关照自己。能找到关系的，底气很足，自豪感溢于言表；托不到关系的，自惭形秽，自认倒霉。有车一族，常拿交警队里有哥们来相互炫耀，奥妙就在这里。

　　“八荣八耻”里有“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一说，按说，这不是道德问题。但当“守法要吃亏，枉法得便宜”成为普遍现象时，依法办事面临着法不责众的困境，法律问题就有可能降位为道德问题。这其实是法律与道德的双重尴尬。首先要解决法律的问题，只有做到了“守法不吃亏，枉法没便宜”，打不打电话，托不托熟人，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道德上的“荣”与“耻”，才有正确树立的可能。这就是警察不能闯红灯的法外意义；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高度来看公安局长的道歉，更深的意义，恐怕也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