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里人现在大抵只知道“村上春树”,而不知道“村上枯树”,因为“挪威的森林”通常不长在农村。而这两条新闻关乎农村,可以放在一起看:
一是记者与农村——11月8日记者节来临时,央视名嘴崔永元采访重庆的“田坎记者”罗成友,罗成友20年来跑农村走基层,每年有300多天在区县、乡镇和农村田坎上采访(见11月8日《重庆商报》)。有个采访中遇到的细节尽管出现在十几年前,但在罗成友脑海里始终挥之不去:“我问一个15岁的农村女孩吃不吃汤圆,她用眼光盯了我好一会儿,然后问‘什么叫汤圆’,她那种眼光我现在形容不出,太震撼人心。”
一是教授与农村——曾在兰考县挂职副县长的中国农大副教授何慧丽,偕同“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等人,发起了“购米包地”行动,就是北京市民直接与兰考农民签合同,购买指定土地上收获的大米,最终有79位北京市民包了南马庄的145亩地,在日前的“购米包地价格听证会”上,最终定价每公斤5元(见11月7日《新京报》)。
在各种“建设”面前,不同的责任者有不同的表现,有的做“哄客”,有的成“看客”,前者以起哄为“乐趣”,后者以游赏为“己任”。城市里的一些专家也掺和其中,因为做“看客”与“哄客”是最轻松的,甚至还能在“看”过之后拿出学术论文来“哄”它一把,以致何慧丽成为“卖大米教授”后,那大米不那么好卖也被“哄”了又“哄”;至于“15岁的农村女孩不知汤圆为何物”,那更是用不着关心了。我们的“哄客”与“看客”们,甚至还不如德国总理默克尔关切我们的“三农”问题——要知道,默克尔5月份访华时,就专门开了个“座谈会”,谦和地约请一些普通人士来共话“三农”,问得很细致(见8月21日《报刊文摘》)。
何慧丽、温铁军他们宁愿被“哄”被“笑”,也要致力于新时期的农村实践,姑且称他们为“践客”吧:他们来自城市,对于农村来说,大致也是“客人”,但他们是亲往农村的实践者,就像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尤努斯那样,直接服务农村农民。或者,“践客”应该称为“践者”——实践之“践”,与卑贱之“贱”无关。何慧丽挂职农村后,就深刻体会到“三农”问题绝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所以,“三农”对他们来说,从来就不是一个停留在学术书上的“概念”。
早在上世纪30年代,被称为“最后的儒家”的梁漱溟先生,就曾投身于乡村建设的思想实践中,让我们看到一位一直以“我不是学问家而是实干家”自称的文化大师那种最可宝贵的实践精神。那些一说建设“新农村”就撒腿往韩国跑的“看客”,不仅会被韩国前总理笑,恐怕也会被我们的老前辈梁漱溟先生骂的。可想而知的是,这些“哄客”与“看客”们,就是叫他参加“购米包地”行动、买两斤来自兰考农民的大米,或者让他帮助不知汤圆为何物的农村少女一把、提供点学费什么的,也会老大不情愿,他宁可把时间金钱精力用在“高雅事业”中,宁可跷起二郎腿,陶醉在“村上春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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