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的侵略加剧了中国的贫弱，然而这恐怕不是其真正根源。不是挨打了才落后，而是落后了才挨打。中国日益贫弱，是“落后挨打、挨打更落后”的恶性循环吗？这种说法虽有些道理，但仍没有充分的说服力。19世纪的早期和中期，中日这两个国家都受到了来自西方的冲击，都在西方炮口下签订了很多城下之盟，遭受了很多屈辱，也都产生了严重的民族危机感，都力图变革图强，但后果却截然不同。1868年明治维新后，20多年时间，日本已经实现了富国强兵，中国却始终没有改变贫弱和挨打的状况。

        我们这里真正的问题是，中国的变革图强努力为什么失败，而日本却成功了？原因是复杂的。我们从两国当时改革态度上的巨大差别，以及形成这一差别背后的原因，来探讨这个今天对我们仍然极具启发价值的问题。

        19世纪中国的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认为，西方的强大，在于他们的坚船利炮。因此，向西方学习的重点，要放在技术上，意在师夷之技而治夷。他们发起了洋务运动，修铁路，造洋船，办兵工厂，建立了新式军队。但与此同时，在人文思想和政治体制上，满清统治者将西方文明确拒之门外。这种改革观，集中体现在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变革的最高指导原则，即亟须改变的是技术，万世一统，恒古不变的是体制和思想。然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治标不治本。这一变革思路，随着北洋舰队的覆灭，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彻底失败，而寿终正寝。

        和中国一样，日本也明白，要强大，必须学西方。不同之处是，日本举国上下，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是要“从文明的各个方面都要赶上欧美”。在日本人的词典里，“现代化”和“西洋化”是同义词，二者是并列的和不可分的。“全盘西化”、“崇洋媚外”这些都不是贬义词。日本人认为自己只有一个问题，就是何时和怎样才能变得和“西洋”一样强大。自己的黄皮肤和黑头发固然无法改变，但思维和行为、社会和制度，却要尽量变得像强大的西洋人。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日本人全面改革了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政治上，建立了类似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和议会制度。日本对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制度和科技的全面学习也是不遗余力。经济上，一方面政府大力投资基础设施，着手兴办现代产业，同时，自由的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和企业制度得以发展和完善，民营经济蓬勃兴起。

        追根溯源，满清和明治两个政府，对学习西方的态度之所以有着天壤之别，反映的是他们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在态度的后面，有着深刻的制度和社会利益集团方面的原因。

        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可以说，满清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所代表的是古老、腐朽和没落的封建地主阶级。他们学习西方，是被迫的无奈之举，因为如果不学，明摆着只有死路一条，但是，他们认为，危及自身统治的西方文化、意识和制度，一定不能学。

        相反，明治政府所代表的是新兴的、先进的工贸金融商业资产阶级。明治政府本身就是这个新兴商业资产阶级推上台的。新兴商业阶级势力，打着政归天皇的旗号，推翻代表传统利益、主张闭关锁国的德川幕府，其真实目的是为自己找到政治上的代言人。对这个新兴的商业资产阶级来说，日本越能彻底地西洋化，他们就越安全，发展的空间就越广阔。一个法治的政府能更好地保护他们的财产，市场化了的金融、劳动力和企业制度，能让他们更加自由地运作和发展。这种利益上的动机，决定了他们要求全面西化的态度。

        日本新兴的资产阶级成功地推动了明治维新及以后的全面变革，它自身的初期发展和壮大却是在19世纪中期以前。

        德川幕府时期，江户（东京）是日本的政治中心，而西部的大阪，却逐渐发展为日本的经济中心。那时，以大阪-京都为中心的西日本，传统农业、民间工业、民间贸易和民间金融活动都日益繁荣。那时，在大阪甚至建立了大米交易的期货市场，据说是世界上最早的期货市场。德川幕府和中国的皇帝一样，不喜欢他们的臣民与外界往来，实行了严格闭关锁国的政策。但在西日本，很多大名为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暗中支持当地商人与西方人的贸易，这些商人因而得以首先获得了西方的技术，发展了现代企业。

        日本西部的民间工贸金融业首先壮大，并逐步东移，到了后来，无论是东京的幕府还是各地的大名，纷纷要靠向私人富商借贷，方能弥补自己捉襟见肘的财政赤字。明治维新前日本民间经济力量与政府经济力量的对比，由此可见一斑。

        反观中国，其传统体制中官大而强、民小而弱的特点，始终都未能改变。在洋务运动中，国家仍然充当了投资的主体，民间力量只充当了无关紧要的配角。而以国家为投资主体所兴办的各类企业，不计成本，不讲效益，基本都是亏损的。久而久之，它们都衰败了，未能为中国创造一个强大的现代企业体系及民族工贸和金融产业。

        总结这段历史，可以看到，中国真正的不幸在于，一个强大的民间经济利益集团始终未能形成，并成为19世纪中国变革图强的主要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