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也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一天去上海文艺出版社，碰上诗人姜金城。他向迷恋写作的我，推荐了英格丽·褒曼同作家艾伦·伯吉斯合作的自传《我的故事》。说此书写法比较新颖，为当时西方传记写作的流行文体，采取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结合交替的手法。那时，姜叔叔正准备写黄宗英的传，这就是后来问世的《雁南飞》。

　　读英格丽·褒曼这本传记时，还没看过她演的影片。一直到过了两年的1985年，总算见到这位“好莱坞第一夫人”1942年的作品《卡萨布兰卡》(又译《北非谍影》)。那时，电视台每周四下午在大审片间业务学习，内容就是看电影录像，影片都是800P3/4的带子。

　　英格丽在《卡萨布兰卡》中扮演伊尔莎，影片获得了第16届奥斯卡的最佳影片、导演和改编三个金像，而她本人则是因主演《郎心似铁》(又译《煤气灯下》)在第17届奥斯卡才捧得最佳女主角桂冠。在十二年后的1956年，她以《安娜斯塔西亚》再夺奥斯卡最佳女主角。1974年又第三次问鼎奥斯卡，出演《东方快车谋杀案》而获最佳女配角。巴西队五次在世界杯夺得大力神，衣裳的左胸处绣了五颗星，英格丽·褒曼蛮可以绣上三颗的。

　　无疑，这位瑞典美人是上个世纪，尤其是四十年代大众极为喜爱的偶像。追星到什么程度，且不谈她的粉丝有多狂热，就说记者为了报道她生孩子，不管是规模还是挖空心思的程度，都是前些日子报道王歌星所不能搭脉的。当时，产院靠防暴警察才算堵住记者。进不去的记者，有爬树的有摔下来断了手臂的，有租医院对面公寓在每个窗口寻找拍摄机会的，还有爬通往英格丽房间水落管的。居然有个意大利摄影师把他妻子肚子垫高伪装成孕妇，提着藏有照相机的箱子混进医院……

　　可是，一旦英格丽·褒曼要与结发丈夫彼得·林斯特龙离婚，离开十岁的女儿，牵手意大利著名电影导演罗伯托·罗塞里尼，没有想到的是，大众和媒体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逆转。媒体是批评，大众是抵制英格丽·褒曼出演的电影，当然也有“荡妇”、“娼妓”这样的漫骂。就连美国电影协会副主席约瑟夫·勃伦也写来谴责信，要她发表声明辟谣。使得红星日后的道路，变得坎坷和崎岖起来。

　　为什么一个私人化的个人问题，竟然会遭遇这样的境地？因为银幕上的她是个美丽的好女人，演少女是天真无瑕，扮妻是贤妻为母是良母，饰英雄是浩然正气。大众是衷心希望自己喜爱的偶像是台上台下一个样，戏里戏外放光芒。按早些年的说法，就是要“演革命戏，做革命人”。诚如那位向她投资过的戏院老板沃而特·华格所说：“不要以为你的所作所为是勇敢的，是属于艺术家的行为，一般人会予以原谅。如果有这种想法，那就大错特错了。”

　　大众的眼睛里容不得沙子，大众的偶像也是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维护偶像圣洁的一道坎。构成这道坎的，还有以社会公器为责任的媒体。其实还不够。有些明星，她可以无视大众也可以藐视媒体，可她不敢得罪她赖以生存的本行。换言之，行业的态度是最有希望保住大众所期望的偶像的圣洁。

　　事实上，这道坎最终没有挡住英格丽。她不仅同那个意大利导演结了婚，后来又离婚，与演员老乡拉斯·史密特结婚。这位“三星上将”是三得奥斯卡，也三踏红地毯。这舆论、道德的坎，坎不是个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