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在北京一住就是六十年,总也摆脱不了客居他乡的那种感觉,魂牵梦绕着的仍然是湘西,仍然是他的凤凰城,所以他说:“楚人的血液给我一种命定的悲剧性。”这话想必奥古斯托·罗亚·巴斯托斯也有同感。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我在那个没有冬雪的冬夜读着罗亚的一本叫《人子》的小说,从字里行间发现,作家虽然身在异域,但是心却还是牵挂着巴拉圭的那个“椰子树的树冠被太阳晒得枯萎发焦”的伊塔佩村,他的母语也还是瓜拉尼印第安语。尽管他在阿根廷已经住了许久许久……
罗亚一生最重要的作品就是《人子》、《我,至高无上者》和《检察官》了,也就是所谓的“权力一神论”主题三部曲。拉美作家习惯于站在政治的最前沿,罗亚也不例外,他的这三部作品都是控诉当时军事政权的檄文,自己也因此被流放,直到晚年才叶落归根。我无法想象他回到阔别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家乡,凝视着新教堂覆盖了旧教堂的颓垣断壁时,想的是什么,毕竟他被迫离开的时候才三十来岁,而回来时都八十多了。
《人子》是拉美“爆炸文学”黎明时分的一抹晨曦,是那些不朽之作的一个路标,比如《百年孤独》、《绿房子》和《夜晚不祥的鸟》都是沿着他走过的崎岖小径一道走来,只是有的人走得远些,有的人走得近些。翻开《人子》,仅仅是瓜拉尼地方浓郁的乡土气息就足以令人陶醉了,更何况他展开的是一幅印第安的一百年的画卷。我喜欢它。
他的其他作品我也看过只言片语,包括久闻大名的《我,至高无上者》,却远没有第一次捧起《人子》时的那种一见钟情的感觉,也没有陷入一个时间久远的无底深渊的感觉。比起政治来,我还是对艺术本身更感到亲近一些。
《人子》是一部史诗,笔触从19世纪中叶一直延伸到1947年的巴拉圭内战,通过一个很会讲故事的老爹之口,信口道来,每个故事都那么曲折沧桑,其实曲折沧桑的不是他讲述的内容,而是他的语态和叙述方式。我们不得不承认,罗亚是个巴拉圭的活词典,他知道的事情远远超过了他应该知道的一切。尤其是那个“端坐在深棕马的红色天鹅绒马鞍上,双手紧握马缰,身上佩着银制手枪和长矛,头上戴着一顶大三角帽”的统治者更是被他塑造得活灵活现。
在五彩缤纷的拉美文坛上,罗亚有太多吸引我们眼球的东西了,特别是在“爆炸文学”尘埃落定的现在。博尔赫斯的迷宫似的时间交错,他有;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古老神话传说,他也有;卡洛斯·奥内蒂天花乱坠一般的空间跳跃,他还是有……综观世界文学,近半个世纪里,拉美文学似乎比任何一个区域的文学更讲究艺术技巧,而罗亚则是讲究艺术技巧的拉美文学中的佼佼者,他把许多事情映在我们的脑海里,因为那些事情发生在一个不值得留恋的混乱和恐怖的时代,如同一场噩梦一样。
罗亚笔下的巴拉圭百年史,简直就是一个漫长梦魇,猫头鹰的哀鸣像悲伤的钟鸣一样伴随着瓜拉尼人的始终。也许为逃避现实,他们更多的是沉浸于冥想和幻觉之中,因为在他们看来,幻觉比现实更真切。罗亚在他的小说里,仿佛是恶作剧一般,干脆把现实和幻觉、过去和未来以及往世和今生糅在一起,让你分辨不出来,这就最大限度地唤起你的想象力,心有多大,天地就有多大。这就难免给《人子》抹上一种神秘,书中的人物面孔都涂了层层的黑颜色,很朦胧,只有在雨季的闪电中,才能看清他们眨巴着的眼睛。
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几乎每年都重温一遍它,最感到惊奇的是,每次的读后感都不一样,全书共分九章,既各自独立,又环环相扣,人物和故事交错,千变万化,无论从哪一章读起都可以,而且妙趣横生。我很少从政治生态上去解读它,这大概是我的局限性,即便是这样,罗亚给我的也足够多了。罗亚去了,在他88岁那年,罗亚也该歇歇了,他把作业留给了读者。加西亚·马尔克斯曾说:所有优秀的长篇小说,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一个世界之谜,而揭开谜底,那就是读者的事了。我对这句话投赞成票。
遗憾的是,罗亚小说的中译本的确是太少了,除了《人子》之外,似乎就没有其他的了,如果那些短篇作品不算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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