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在一次文学鉴赏课上，老师讲起了郑愁予的《错误》:三月的跫音不响/春闱不揭/你底心是小小的窗扉紧掩/我达达的马蹄是个美丽的错误/我是个过客/不是归人。这样的诗句恰恰是我要寻找的给高建群作品的最好注脚。而温瑞安的改编版:我达达的马蹄是他妈的错误，也同样适切。

        以一个剽悍的民族的衰落或者说融入中华民族的大故事作为叙述的背景，自然是增加小说故事的历史感的不错手段。“匈奴”在历史上让汉民族头痛了很多年却突然之间消失了，这是一种神秘，显然，高建群并不能或者说他实际上并不试图学术性地解释这个问题。这种神秘只是一个楔子，在2006年的这本修订版中，他增加了更多的关于匈奴历史的部分，开首的“阿提拉羊皮书”讲述了混合历史与神话的匈奴历史的简短传奇，而新写的结尾则是对这个传奇的现代性而且是个人性的解说。

        这样的背景框架不能不引发一个读者的思考，究竟在陕北高原这块土地上，小说的人物做了些什么，从而与匈奴这样一个传奇民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反过来说，在小说讲叙的杨、黑、白三个家族几代人的命运以及抗争中反映出怎样的“匈奴性质”。这样的预想，在我们欣赏《最后一个莫西干人》时同样具有，之后，我们会感叹，甚至震撼。“最后”一词总是具有相当的力度。

        自然，书中的男性角色，如杨作新、杨岸乡、黑大头、黑寿山等是文中的主线，但书中女性的形象描述，在我看来，更为感人至深，在那绵延不断的高原上，是她们顽强的生命力与生殖力维持了生命的延续，正因为如此，我们对她们的生活要赋予更多的关注与尊敬。在高建群的笔下，陕北民歌《信天游》几乎完全是为了表现这些伟大的女性，黑白氏、杨娥子有着不同的曲折命运，却都能迸发出灿烂的火花。黑白氏在黑大头遇害后，坚持去扶施城头取回丈夫的人头，正是由于她的坚持，杨作新才有了锄奸取头的壮举。这样的叙述正是正史不可能做到的，匈奴的野性与剽悍或许更多地源自母性。书中不断地提到“获得性遗传”其实恰恰应该归功于黑白氏这样的高原女子的存在。但是，她的儿子，黑寿山，却在历史的锤炼中发生了嬗变，他确实雄才伟略，治沙兴陕，然而他的作风却毫无匈奴的特性，更像一个汉族的典型好书记，完全中规中矩。不过，奇异的是，他的女儿，丹华，却似乎继承了匈奴的剽悍野性，在现代社会中，自由自在，快意江湖。而且，正是她的作品《最后一支歌》成为了一个改变杨岸乡生命的奇迹，他本来要碌碌无为一生，却藉以丹华的作品成就了灿烂的后半生。在另外一条线索中，杨娥子与一个名叫赵连胜的红军伤兵之间在发生一段短暂的爱情之后，却造成了杨娥子从此守望的一生，那“达达”的马蹄是她永久的期待，她期望着她的郎君骑着高头大马来娶她，这样忠贞的悲剧更催人泪下，当她一把年纪还唱起“酸曲”时，我只能忽略而过，否则实在难以忍受那种苦楚。陕北高原还有多少这样的女子？难道她们的“酸曲”就只能随着黄土高坡的大风吹过，衰老消失在漫漫的尘烟之中？

        高建群的叙述或许还受到路遥式小说的影响，小说人物的生活总是与历史中真实的人物，比如，毛泽东、刘志丹、谢子长等相牵扯。作为叙述者，又时常跳出来，发表一番评论，直接表达自己的情感，他说:哦，假如在动荡的世界上，还有一块固定的、永恒不变的东西的话，那就是乡情。这也许是对“达达的马蹄”的另一种绝妙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