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十五六年前的一个和暖的下午，我从琉璃厂海王旧书铺出来，站在院子里等人，过来一年长者，见我手里拎着一捆旧杂志，便问我买去做啥？我信口回了一句：“藏书呀。”长者惊诧：“你藏书？！”至今犹记得他老人家那神情中的不屑与轻蔑。我现在理解了“藏书”的份量，长者轻蔑有理，我应该回答“喜欢”或“买回去看着玩”，回什么都行，就是不该说自己是“藏书”，真不知天之高地之厚。现实生活中却非如此，前几年楼门里还实行每户轮流查水表，煤气表，电表，有一次轮到我家被查，查表的又是一位年长者，见到寒舍的一排书柜，惊诧地问：“你是做什么工作的，藏这么多书？！”他以为我是在文教部门上班呢。碰上几回“友邦惊诧”，我终于明白了，正经家庭过日子，不该有这许多书，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你就是藏书，或者封你为藏书家，如果自己再缺乏自知之明地一五一十地数起了藏书的数量，那真的是“愚不可及”了。我还是喜欢“攒”(zan)这个字眼，攒是随便玩玩，一涉及“藏”，就太近乎正经八百了。

        我有攒书的念头始于“文革”年代，某次花六分钱买了一小册革命宣传材料，把它谨慎地收藏在抽屉的旮旯，那是我的“书之初”。父亲是研究明史的，与吴晗、谢兴尧等明史专家有过交往，邓拓还批阅过父亲的文稿。为了明史，父亲不顾母亲反对，举家从上海迁往北京，理由是北京是明朝之都，研究起来方便。等我少年时，家里已有一面墙的书柜书架。几十年风霜雨雪严相逼，父亲的藏书损失殆尽，有时候是旧书店的人上门收购，还有的是自己拎到旧书店卖掉。我更对跟着父亲去卖书感兴趣，收旧书的是一长柜台，你要卖的书放在上面由老师傅挑——“这个打七折，这个打九折，这些只能上秤了。”我觉得好玩，哪里懂得大人卖书时的苦酸。父亲的藏书目录现在我手中，我常问他，“这本怎么没了？这本还在吗？”他说都为了你们换饭吃了。当年用过的书柜早已无影无踪，仅剩下一个四层的书架在我这里，几次搬家几次处理旧货都没舍得淘汰，永远地作为一个家庭书史的纪念物罢。

        父亲的藏书不能满足少年时代我的阅读兴趣，还是与同时代同龄人一样，喜欢《铁道游击队》、《红岩》、《青春之歌》、《林海雪原》一类的经典革命小说。这十几年来，我已悄悄地把少年时读过的后来全丢弃的这些红色小说，一部一部从旧书摊淘了回来，当然不是新版的，必须是五六十年代初版的，最好还是插图本。

        插队八年，当然是什么也攒不成了。“三言两拍”之类的旧小说成了知青们的“最爱”，看得太热衷终于被积极分子告发，派人来查，我们只好一页页撕下扔到灶火里烧掉，至今犹记火光中迷茫的思绪，书荒年代心更荒。

        回城之后，找工作谈对象结婚找房子生孩子，蹉跎岁月，混混沌沌，几乎把书给忘了。一切稍安，“攒”书之念又冒出来了，正所谓“六根未除，七情不绝”，一碰到适宜的温度和土壤，它总会冒出来。市面上“书禁”大开，书越出越多，不胜其攒，也难怪吕淑湘责怪“书太多了”——那真是一篇妙文。结婚时，我的“嫁妆”也就是十来本书，其中惟一的旧书是父亲劫后余存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我对郑振铎对版画感兴趣，皆因此书而生，甚至买了千元之巨的《中国古代木刻画选集》，一对比，新翻印的版画没有旧翻拍的版画来得有味道，终于醒悟：旧书之魅力来自陈旧感，“翻旧”终不能“如旧”。从此开始弃新迎旧，一脚踏进琉璃厂旧书铺……

        我这里的日记，都是摘自和书有关的日记，“虽有去取，却无修饰。”自1986年到2004年，约560篇。此处“和书有关”，特指“和买书有关”，以区别“读书日记”之类。买书，淘书，猎书，搜书，意思相仿佛，前者浅白，直来直去到书店买就是了；后三者，玄机缘遇远兜远转大可玩味。这三个字，淘字用得最多近乎滥，猎字原本是域外喜欢的字眼，咱们这里也有书名用过了，只剩下搜字似乎还少见人用，我这里既然是买书的日记，起个“搜书记”的名字，恐怕不算太差罢——希望能把一个爱书人在二十年的时间里与书的情感尽可能地表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