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冯天军申请追加刘福江、杨国壮为连带被告。辩称，将其厂的钢窗及彩钢工程发包给被告刘福江、杨国壮，原告系二被告雇佣人员。我与原告素不相识，其损伤与我无关。

         冯天军与刘福江、杨国壮并没有签定任何的承包合同和字据，只是口头说的。

         冯天军的证据有：冯天军申请证人杨永年、冯祖珍、孙洪波（三人为冯天军的监工）出庭作证。杨永年证实，“冯天军雇佣我在工地担任监工，二被告承包冯天军厂房的钢窗工程是我在中间联系的。安装彩钢屋顶是冯天军与二被告谈的，是不是承包我不清楚，但那两个工程是一块结的帐，结算清单是杨国壮让我写的，并不是记工单。”冯祖珍证实，“我在冯天军的工地当监工，一天冯天军叫我一块到刘福江家，他们商量的结果是由刘福江杨国壮清包，即包工不包料，工程款总计4900元。”孙洪波证实，“杨国壮承包冯天军的铁瓦活，工程结算时冯天军让我从他家取了3000元现金交给了杨国壮，当时杨永年也在场”。

         刘福江、杨国壮的举证有：提交杨永年书写的工资结算表一份（上面清楚地书写每个人的天数和每天工资）、杨光（村支部书记）证实“原告损伤后第三天，原告之妻与刘福江、杨国壮找到我，要我出面与被告冯天军协商支付原告医疗费的事，但冯天军不同意支付。在协商的过程中，冯天军曾说‘早知出这事，还不如包出去’”。提交包括原告在内的4人证明工资是由冯天军支付，刘福江、杨国壮不是承包人的证明，他们只是刘福江、杨国壮为冯天军找来的工人。

         冯天军对原告的质证认为，工资单是被告人冯天军雇佣的工程监理杨永年代杨国壮书写，不能证明被告冯天军与原告及二被告间存在雇佣关系。证人马文凯是出于杨国壮之子朋友关系去干活的，对被告冯天军并不了解 ，也不了解原告与冯天军之间的关系；证人杨光只是在原告亲属与被告协商过程中听到一句话，不能以此确定原、被告之间的关系，顾二证人均不能证明案件事实。原告是的证明是被刘福江、杨国壮找到原告后出具的，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刘福江、杨国壮的质证认为，冯祖珍的证言与事实不符号，孙洪波与被告冯天军有亲属关系。

        证人杨永年所述与事实不符，证人冯祖珍与被告冯天军有较密切的关系，且其证言相互矛盾，证人孙洪波对算帐情况的陈述与事实不符。（刘福江、杨国壮在举证时没有把电话录音交上去，在过了举证期后在法庭上交时法庭已经不收了所以没有被采纳。电话录音为冯祖珍承认自己不知道刘福江、杨国壮是否承包。）刘福江、杨国壮称，我们曾经承包冯天军的钢窗工程属实，但在安装彩钢屋顶工程中冯天军并为发包，而是雇佣我二人及原告等人为起承建，我二人并非承包人。

        法院在诉讼过程中，法院问原告杨连浩，杨连浩称“我与冯天军不认识，为冯天军建屋顶是刘福江找的我，干活也是他安排的，但至今为付工资”。对此冯天军无异议。刘福江称“我只是为冯天军联系干活的人，工程并不是我承包的。”杨国壮称“杨连浩的工资是由马文凯带领后交给我了，因杨连浩摔伤时我垫付了部分医疗费，所以我才没有给杨连浩的工资。”

　　具这些法院的判决是判决刘福江、杨国壮承包成立赔偿原告40余万元。

　　注解：刘福江、杨国壮承包钢窗是在屋顶彩钢之前，原告杨连浩也是在屋顶彩钢工程开始才加去的。刘福江、杨国壮在屋顶彩钢工程中按照大工计算工资每天50元，原告杨连浩是小工计算工资每天25元，他们在中午由冯天军提供午饭。承包的钢窗和屋顶的钱是一起结算的。

　　请问法院这样判决合理吗？刘福江和杨国壮要上诉是否可以使用那盘录音带，还需要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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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如果县法院仅仅判决由刘福江、杨国壮承担赔偿责任，则在程序上有一定问题。因为原告起诉的是冯天军，法院只能是判决冯天军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在原告没有起诉刘福江、杨国壮二人的情况下，法院不应当判决该二人承担赔偿责任。

　　本案中，原告受冯天军雇用还是受刘福江、杨国壮雇用是作出判决的关键所在。虽然你对有关案情的陈述比较详细，但由于缺乏亲历性，我们根据现有材料也难以判断原告是否受雇于冯天军。从感觉上来讲，我们认为认定冯天军将工程分包给刘福江、杨国壮缺乏相应的书面证据，而只有人证，而且原告与刘福江、杨国壮均从冯天军那里领工资，因此我们认为原告与刘福江、杨国壮同受冯天军雇用的可能性较大。

        在举证期过后再交的证据，除非是此前无法取得的新证据等，应当不为法庭所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