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写萧红的长篇小说——读《五月端阳红》
“五四”时期的冰心，“左联”时期的丁玲，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的萧红，是旧中国的三位著名代表性女作家。其中，萧红生命短促，只活了31岁(1911－1942)。但她创作的《生死场》、《马伯乐》、《呼兰河传》却葆有久远的艺术生命力，将长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先生曾为《生死场》作序，给予很高的评价:“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生死场》“会给你们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
女作家张鹰创作的《五月端阳红》是我国第一部写萧红的长篇小说，它以萧红的生活真实和历史真实为基础，益之于她对萧红的深刻理解，合理的虚构，丰富的想像，精心刻划，努力创造，终于塑造成功了文学典型的“这一个”萧红。
张鹰从三个层面上揭示萧红:
一是在爱情生活的层面上描写萧红。萧红曾经因为反抗包办婚姻而离开家庭。在中学读书时和一爱国青年有过初恋。其后，结识萧军，双双坠入爱河。他俩像两只“刺猬”般紧紧依靠又彼此相刺，终于分手。萧红再和主动追求她的端木蕻良结合，但两人婚后的结局也并不美满。萧红一生爱了三个男人，都以悲剧而告终。写萧红，不能不写萧红的爱情悲剧。但张鹰并不局限于写真人真事，而是施展艺术想像，充分显示萧红在爱情生活中爱得热烈、爱得大胆、无所畏惧、无所顾忌的新女性精神，但在对方发生爱情位移后却又委曲求全、难于割舍、仍受旧传统观念束缚的矛盾性格。萧红在中学时的初恋爱人陆一梵，尽管爱国，但却是个大少爷。为了爱，萧红与陆一梵私奔到了北平，她的这段情史可谓轰轰烈烈。可是，陆一梵在父亲断绝了他的经济来源后，却很快背叛了萧红，又悄悄回到了父亲身边，并和另一富家女子订婚。当萧红追回哈尔滨，发现陆一梵竟是这样一个负心汉，萧红“倒了下去，漫天雪花在她的身边飞舞”。可是，她在梦中仍然呼喊:“一梵，我爱你，永远都不要离开我。”与萧军结识后，萧红对这个才子更是爱得死去活来。然而，萧军粗鲁、自负，以中国第一作家自许，对萧红在创作上的成就很不尊重。两人发生龃龉时，萧军竟对萧红饱以老拳。在生活作风上，萧军更不自检点，先是对萧红的好友林雅苹移情，后又和他朋友的爱人楚云发生性关系。这在夫妻关系中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事，但萧红对萧军始终怀有深深的爱。两人分手后，萧红仍然忘不了她的“三郎”。萧红临终前出现幻觉，是萧军来到她的身边，她扑到萧军的怀里，激动地说:“三郎，我知道你会来救我的。”端木蕻良爱萧红，不过他爱自己甚于爱萧红，他可以为了自己的成名成家，一心一意写作而置垂死前的萧红于不顾。但萧红对他并无怨言。“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萧红的刻骨铭心的爱情，始终得不到回报。张鹰在表现萧红的爱情悲剧时深刻揭示，旧社会的男尊女卑，男子中心，女子应该从一而终而男子却可以随时移情别恋，这是萧红渴望爱情的美满而得不到实现的爱情悲剧后面的根本原因！
萧红是文学才女。按照鲁迅夫人许广平的看法，萧红的才华在萧军之上。写萧红的长篇，一定而且必然要写到萧红的文学生活。萧红是个怎样的女作家呢？在张鹰的笔下，萧红毕生献身于文学，在艺术上追求尽善尽美，但又十分重视对民众的启蒙，力求在作品中做到两者的统一。狂妄的萧军批评萧红:“你写那些盲目地挣扎着、生存着的愚妄的民众又有什么意义呢？”萧红立即回击:“可鲁迅写的就是盲目地挣扎、生存着的愚妄的民众，你能说他写得没有意义吗？”萧红之所以在后来与萧军分手，除了萧军的生活作风问题外，文学观的分歧，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原因。抗日战争爆发后，萧军主张，作家要入伍，作品一定要写抗战，文学要直接为抗战服务。而萧红却以为，就是写抗战的作品，也不一定所有的作家都去下乡、入伍。我们就生活在战争中，每天还要躲警报，这不是战时生活吗？关键在于我们怎样表现战时生活。“我觉得我们的创作应该更深刻一些，不能为了追随而忘了艺术。”二萧的争论，是两种文艺观的冲突，实践证明，正确的是萧红，而不是萧军。在文学观上，萧红和端木蕻良是比较接近的，这也是萧红后来接受端木爱情的一个重要契机。但因为萧红追求艺术上的完美，所以萧红有时对自己的艺术才能竟很不自信。不过她终于战胜了自己，克服了不自信，她后来理直气壮地对萧军说:“三郎，我们是作家，作家的首要任务就是用自己的作品说话，你要是写出一部揭示民族灵魂，并从根本上唤起民众觉悟的作品——难道这就不是你对民族做出的贡献吗？”萧红不只是这样说了，也是这样做了，她的所有的文学作品，无论是中长篇《生死场》、《马伯乐》、《呼兰河传》，还是短篇小说集《牛车上》、《跋涉》(与萧军合集)、《朦胧的期待》，或是散文集《商市街》、《旷野里的呼唤》、《萧红散文》、《回忆鲁迅先生》……，都是在艺术上呕心沥血而又尽力“揭示民族灵魂，并从根本上唤起民众觉悟的作品”。张鹰在这一层面上展现萧红的性格，和她在爱情生活层面上显示萧红的性格互补整合，这特别表现在萧红与萧军既在爱情生活中又在文学生活中的冲突上，从而使萧红的性格更加丰富，更加鲜明，更加给人以深刻印象！
张鹰又在政治的层面上刻划萧红。张鹰写萧红抗婚，反封建；写萧红反对军阀“抓中国人为日本人修铁路”；她愿意为一份抗日的报纸刻钢板；为了抗日，她和萧军从上海撤退到武汉；1938年，她又从武汉到山西，在民族革命大学任教；随后，她又随西北战地服务团去西安。通过萧红的系列行动，张鹰写了萧红不脱离政治的表现。然而，难得的是，张鹰看出并写出了萧红并不热衷直接为政治服务的另一面。作为中国的国民，萧红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当然要反对军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所以她不应该脱离政治，做她应该做的事。为此，她甚至赢得了她的抗婚对象。未婚夫王恩甲(原型人物姓汪)对她的尊重和出自内心的对萧红的爱。但谁要她直接为政治服务，萧红却不干了。她知道自己身体单薄，能够报国的，就是以自己的作品来唤醒民众的觉悟。要她入伍，打仗，直接为抗战服务，她是做不到也做不好的。因此，当丁玲动员她去延安时，“别人当时就报了名，但萧红没有”。“这样被人推着向前走，她反倒觉得失去了兴致。”她和端木蕻良回到了武汉，后来又辗转到了香港，并在香港完成了《呼兰河传》。写《呼兰河传》时，她疯了似的，趴在桌边，“一趴就是几个小时，除了吃饭，她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写作上”。这种忘我的写作精神，正是萧红为抗战，为启蒙作出的重大贡献。谁能说萧红脱离政治呢？不脱离政治而又不愿直接为政治服务，使萧红与抗战时期的许多作家区别了开来，是“这一个”女作家的又一非凡表现。
由于张鹰既从爱情生活层面上，又从文学生活层面、政治生活层面上塑造萧红，于是一个立体的、三维度的、独特的“这一个”萧红，在《五月端阳红》的字里行间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不仅如此。张鹰又调动其它创作手段来表现萧红。张鹰通过别人眼中的萧红来渲染、描摩“这一个”萧红。在鲁迅的眼中，萧红“敏感、细腻、聪颖”。在丁玲的眼中，萧红像她的文字“一样凄婉。柔美，还有些缠绵，像一首小夜曲”。在胡风及其夫人梅志的眼中，萧红有她“坚强的一面”；当他俩得知萧红下决心“要活下去”，“写一部长篇小说，写我的家乡呼兰”时，他俩认为，萧红“终于再次战胜了人生的苦难”。在热爱萧红的骆宾基的眼中，萧红“是一个独立的女性”。而在周鲸文的眼里，“发现她的皮肤苍白得如一块透明的玉，那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苍白，还有她的眼神，有几分茫然，还有几分无助与惶感”。……虽然各人眼中的萧红无一相同，但却都是与众不同的、独特的“这一个”萧红！萧红也因此临风独立，更加摇曳多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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