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敬明——作家 1983年出生 　

　　他们“是在一个陌生而无法理解的世界里的一头迷途的野兽，是再也找不到家乡、空气和食物的野兽”。

　　近来，围绕着“韩白网络骂战”、“郭敬明抄袭案”等事件，有关“80后”的话题受到了舆论极大关注。对此，我曾多次在媒体撰文评论，但多为就事论事，并未专门对“80后”整体展开论述。现在，倘若对“80后”本身进行考察的话，以下几点看法当有助于厘清“80后”的时代魅影：

　　首先，“80后”最早是对1980~1989年出生的作家的称呼，其后才被广泛应用到其他领域。从社会学角度来讲，这一代人已经进入社会，开始崭露头角，在这个世界舞台上，总会有他们闪亮登场的历史性时刻。因此，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审视“80后”群体，这一点都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价值立场。

        其次，“80后”这一词语自产生之日起，便充满着浓厚的商业意味，甚至可以说根本就是市场策划的产物。随着新概念作文大赛在青少年群体当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出版商洞见了其中的市场机会，于是以韩寒等人为首的少年作家走上文学市场，并取得非凡成功。而这一群体，一开始就被戴上了“80后作家”的文学桂冠。因此，讨论“80后”文学，不能偏离市场的角度———这是“80后”文学的命门所在。

　   从这个角度来看，“80后”作家普遍具有强烈的商业意识和策划意识，就没什么值得奇怪的了，而且也无可非议。可以说，如果没有市场的作用，依赖传统文学刊物等常规路线，“80后”作家不可能这么迅速登上文坛。市场是“80后”作家的温床，有了这一路径选择，他们再也不必怀揣着厚厚的笔记本四处叩响“文学大师”破败的铁门。

　　第三，笼统而言，“80后”可谓出生于市场经济社会的第一代群体。这一代人普遍没有上代人的那种苦难意识，因为，若非自觉进入历史中揭开上辈人的时代伤痕，往事种种（比如“文革”），对于他们来说，都不过是遥远的、陌生的叙事。这一点体现在“80后”作家的创作当中，便是更加注重个人体验而非国运民生，由此也被外界指责为“缺乏公共关怀”，或者“政治热情冷漠”。

　　但我认为，作为新生代的“80后”作家，由个人体验出发的写作，也是时代的一种反映。再者，缺乏时代苦难意识实际上也不是什么坏事，毕竟追求幸福是每一个人的共同诉求。更何况，“80后”们也有自己“成长的烦恼”。所以，没有理由以此指责“80后”没吃过苦头，不知道天高地厚。毫无疑问，这一代人所要走的路，肯定不会重复上一代人的征途。

　　第四，这个时代的种种症候不可避免地投射在“80后”身上。在市场法治和道德催生与成熟的阶段，传统道德不可避免地遭遇挑战，而市场的正义却迟迟未能成为共识。于是，“80后”在失去传统道德语境的同时，并不能从这样的转轨社会中学到真正的市场社会规则。郭敬明拒绝道歉、粉丝高喊“抄袭有理”，其他“80后”写作者借此“清理门户”（实则借机炒作），无一不是市场道德缺失的体现，换而言之，也是市场正义贫困的体现。

　　总的来说，“80后”就是在市场转轨社会下成长起来的“荒原狼”———“是在一个陌生而无法理解的世界里的一头迷途的野兽，是再也找不到家乡、空气和食物的野兽。”（赫尔曼·黑塞，《荒原狼》）而他们的父母辈，同样彷徨在市场社会的荒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