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这个意义，我很看重艾伟的写作努力。他的写作，总是带着问题意识，带着自己当下时的思索，极力对一些有难度的精神困境进行追问和探索。他的小说，总是在回答一个广大的精神疑难——他最令人赞赏的是，他在处理这些精神难题的时候，并没有用社会学的方式来解决它，而是把小说中的精神冲突，不断地推向一个两难的境地，通过一种两难的、无解的精神演进，使小说获得一种存在意义上的独特眼光。比如，《爱人有罪》里，鲁建的蒙冤有两个解决方案，一个是通过国家机器、权力体制的运作来解决，另一个是通过心灵自我逼问的方式来解决。艾伟选择了后者。他这部小说，以一种个人的方式，个人赎罪的方式，深刻地处理了罪与罚、罪责和承担、自责和受虐等精神母题。整个叙事，生动而流畅地把人物的这一心灵线索雕刻了出来，可以说，这部作品，既写了一个污秽的人世，也写了在这个污秽的人世里，一个有自省意识的人，是否还有清洁的可能；既写了灵魂的软弱，又写了这个软弱的灵魂如何坚定地要走向赎罪，以及赎罪之时因着生命自我磨碾而带来的隐秘的欢乐……

        我特别注意到，在小说在第325页，当鲁建把姚力杀了的时候，作者写道:“这下，他真的是个罪人了。现在这个男人真的成了一个凶手，一个罪人。命运是多么奇怪啊，多年之前，他犹如白纸一样纯洁，但被认为有罪，结果到头来，他真的有罪了……”这句话，在小说中，是深刻的转折，也是这部小说很有力的一笔，它甚至可以看做是这部小说潜在的主题。一个无罪的人被冤屈之后，经由各种情势的作用，最终他杀了人，成了真正的罪人。这种从无罪到有罪的转换，说出的其实是人性的黑洞，以及这个黑洞里所潜藏的可怕的景象。世界污秽，其根源是在于每个人都是罪人；不是犯罪了才是罪人，而是因为人里面有罪的性情，最终使人走向了犯罪——鲁建的前后经历，就生动地证实了这一点。它所逼视的其实是人在一种可能的境遇下，人性会发生哪些变异和延伸。

        这显然是一个重要的观察中国人内心世界的视角。或许，中国人的罪责意识是淡薄的，但当艾伟将这个问题慢慢地在小说中打开的时候，我们会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同样会尖锐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人心的奥秘，就在于人心的表面虽然各各不同，但人心的深处，却有着相似的内在结构——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假如没有对罪责、对耻辱意识、对道德和欲望的复杂关系的深刻辨析，就永远无法到达人心的深邃处，也无法表达出生命的丰富情状。

        艾伟的《爱人有罪》，就对这一精神母题作了深入的探讨，呈现出了一种新的人性的可能空间。它的不足之处在于，作者对他自己所要表达的精神问题，以及人物的内心轨迹，想得太过清楚了，以致情节的发展和小说的结构，都过分的工巧。这是一部没有失控的小说，缺少意外，缺少神来之笔，也缺少旁逸斜出的东西——而有的时候，一部小说最精彩的地方，恰恰在于作者失控的时候，照着人物和情节自身的逻辑突然生长出来的那部分。另外，这部小说的观念性显得太强了一点，尤其是在一些观念的表达上，作者总是情不自禁地通过人物的口或人物的感觉，直接说出来，这就使得一部作品的精神意旨过于外露，作者自己藏得不够深，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影响读者进入一个更为广阔的想像空间。假如艾伟在“爱人”系列的第三部，能够在这些方面调整自己的写作策略，我相信，他的写作的重要性，会变得更加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