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一项功用，乃在于提醒世人，大千世界的万事万物能够不可思议到何种程度……历史的另一项效用还在于，它得以显示，人们在面对极端匪夷所思的情形时，其反应是何等的实际……”著名汉学家史景迁教授在《皇帝与秀才：皇权游戏中的文人悲剧》的前言里写下的这段话，几乎是他的历史著作里的主旨和精要。他像一个敏捷的侦探，总是可以从浩如烟海的官方卷帙和飘落在历史风烟里的蛛丝马迹探寻往事真相，并用文学化的叙事技巧和敏锐的感知能力，让僵化的史料背后的人物从时光隧道返回，成为活生生的人物。

　　发生在１７２８年的曾静谋逆案，以湘西安仁县大路边的一个小小学馆的一次闲聊肇端，无数士子文人的命运因之改变。１７２９年７月２７日，雍正皇帝发出了一系列谕旨，和谋反的士子曾静展开了一场亘古未有的讨论。《皇帝与秀才：皇权游戏中的文人悲剧》里的雍正不是《雍正王朝》里励精图治为天下苍生谋幸福的人民公仆，也不是《李卫当官》里和兄弟们比勇斗智心系祖宗基业的好干部好领导，这个雍正简直就是不良少年管教所的所长。他立志要让被异端邪说蒙了心的不良士子曾静幡然悔悟，使之“从一个不同寻常的谋逆犯转变为一个诚心归向的合作者”。为了让曾静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他让曾静学习朱批奏折并写下读后感。皇上和大逆之徒的书面对话，形成了一本《大义觉迷录》的书刊行天下，以求“使将来后学新进之士，人人观览知悉”。后来被他儿子乾隆全部收回销毁。史景迁的历史侦察，让雍正从历代无数帝王中脱颖而出，其鲜明的个性特征很难用政治手段或权谋一言以概之。

　　大部分历史著作不是在许多事件中找出一个共通的模式，就是要给事件套上一个模式。他一定要假设他知道为什么这些历史上的人会做出这些事，即使他只是“如实”叙述所发生过的事件，也总不免要指出事件发生的原因及行为的动机。而史景迁的历史著作，则是西方典型的非虚构历史写作，它用一种更具想象力的方法，对历史进行侦察，它允许作者把自己融入到时间当中；也允许作者从一种旁观者的角度去看待所叙述的人物和事件。在史景迁的内心深处，他最真切地抵达了曾静当年于安仁大路旁翘首远望的小小私塾。这是现在风行的历史写作中看不到的真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