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上旬，艺术明星窦唯“砸电脑”、“纵火烧汽车”、“大闹报社”，是近期文化娱乐圈普遍关注的一个焦点事件。文化媒体的关注，有许多观点引人深思。有人指出，不需要“多愁善感或正义凛然，它需要的是一种颠倒了的世界观”已成为今日文化娱乐圈的生存法则。文化娱乐媒体是否对公众人物就不该讲隐私权的保护和生活方式的尊重？文化娱乐媒体在高举娱乐精神的大旗之后，是否就该放弃文化道德精神的操守？

　　除此以外，我看到不少文化娱乐媒体对窦唯作为艺术明星的这种行为方式的选择、情感方式的表达、行为的动机，乃至艺术人格的构成进行了分析、评论，“摇滚明星大多具有某种脆弱感，这与自身追求完美追求超越又难以实现所造成的折磨和焦虑有关。窦唯或许就是代表”，“窦唯想寻找悠然于山水之间的生活，但又难断尘世的羁绊，而且近来虽然屡出唱片，但并没有缓解那份摇滚明星身处夕阳时的焦灼”，对窦唯现象“我们可以对它进行道德评判，可不管你站在哪一方，不管你在替谁说话，你其实都‘将道德责任和日常生活的焦虑推诿给媒体’了”，这些评论已经更人性化地深入到窦唯的心理层面、精神层面的“焦虑”问题……

　　而实际上，无论是作为一种精神状态，还是一种心理动机，或者是一个艺术家的艺术人格构成因素，“焦虑”在当今文化娱乐圈，并非个别现象，似乎正在蔓延开来……

　　“焦虑时代”的人生

　　那天偶然看到作家柯云路的博客，他写了一组专谈当今文化娱乐圈“焦虑”现象的文章，有《陈逸飞失误在哪里——焦虑过多的时代我们怎么办？》、《傅彪为何没能留下来——‘相对贫困’的驱动与困扰》、《崔永元有意栽花花不开——亟待消除的一大社会不公》等文，柯云路也注意到了文化娱乐圈中公众人物的“焦虑”问题。柯云路认为，陈逸飞这样的艺术天才过度劳累猝死，是过分的生存焦虑所致，“看清楚这个又欣欣向荣又充满生存危机的焦虑时代，是最要紧的。一方面受着它的刺激，获取着人生的动力，另一方面警惕地制约过分的焦虑，避免生命的夭折，这实在是当代每一个中国人应有的生存智慧。陈逸飞没看清这一点，一脚迈空，先失误在这里。”傅彪也有代表性，像许多艺术精英一样，他在对追求成功的“相对贫困”的“焦虑”中，没有善待自己，而是不断透支生命。崔永元则面对社会、面对公众坦诚相见，实话实说自己患有抑郁这种心理焦虑症……

　　这些“焦虑”个案的出现，已使我们相信作家所说的我们处于一个“焦虑的时代”，而透视当代人、尤其是当代文化娱乐界中的公众人物的心理焦虑问题，体现的是一种人文关怀、生命关怀和精神关怀。

　　焦虑，一直是人类文化要解决的人类精神问题，“西西弗”神话就隐喻了我们这种生命冲突的永恒性，而荣格说，二十世纪中叶以后，人类会“造成了许多潜在的焦虑”。今天，这些艺术家们的行为，包括我们自己的某种状态，使我们不能不相信，生命的焦虑感已是一种普遍性的时代心情。

　　对“窦唯事件”，我们看到，窦唯的焦虑来源是他的个人生活方式和理想与这个娱乐环境的冲突，这种长期的生存挫伤造成了他以过激的方式对这个娱乐环境表达不满，于是，“纵火”行为成为窦唯焦虑的一种释放。陈逸飞、傅彪和崔永元等名人的焦虑，则告诉我们，在这个焦虑过多的时代，生命具有一种生存智慧的意义。改用加缪的一句话就是，诞生到一个焦虑的世界上来的人，唯一真正的职责是活下去，是意识到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反抗、自己的自由……

　　有一位西方文化批评家曾经这样说过，在卡夫卡、加缪的文学中，我们处处都看得见焦虑……同样，在我们今天的文化中，也看到了文化的焦虑。正像作家王蒙最近在“光明讲坛”所做《全球化视角下的中国文化》演讲中所说的：“全球化给中国这样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机遇，同时也引起了文化的焦虑……”

　　“文化焦虑”的出路

　　这些年来，我们还记得，每至春节前后，我们对“春节”的文化焦虑感，便最为集中地表达出来。文化批评家为“春晚”样式的单调、缺乏民族文化想象力、远离中国文化精神、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在西方文化攻势面前苦苦拼争的困局而焦虑。社会大众为“春节”本应独具魅力的民俗文化与传统的断裂和丧失，缺乏不断的创新和传承，纯粹的文化精神变得日益商业化、功利化而焦虑……文化批评家也好，一般文化大众也好，已经发现我们今日在文化精神方面正处于一个不同的世界之中，在我们内心的深处，正承受着文化可变性的焦虑命运。

　　去年年底，《中国青年报》发表的一篇《焦虑成为文化红利的分配依据》，让我们看到了当今文化的焦虑处境。“国学”被誉为我们民族文化之根，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但是，今天的“国学”研究，却日趋向着商业化、功利化的方向发展，一些文化学者看到这种趋势，直言不讳地指出，今天“‘国学衰微，拯救民族文化’的焦虑，倏然变成了‘如何才能靠国学牟利’的焦虑。”在商业功利面前，文化的精神尊严正在失去，传统文化的血脉正在被断送。

　　刘心武的《红楼梦》研究被称为“草根红学”研究，但他的红楼梦文化研究也被看作是欲从“红学”权威的手中“分一杯羹”，这让全面垄断学术资源者感到了一阵阵焦虑，以至于不惜对“草根红学”党同伐异。巴金逝世后，文坛上一下子失去了一个时代的文学领军人物，于是有人提出“谁是当今文坛的‘旗手’？”重振文坛的焦灼之情可见，但“文坛不需要旗手”的反对声音，也出现在文化媒体上，并以中青年作家为代表，有人形容“文坛需要不需要旗手”的争论让文坛进入了“战国时期”，于是，巴金之死，便为文化界提供了一个“文化分权”的新由头。

　　至于“芙蓉姐姐”也好，“超女”也好，这些“平民”精神、“大众”文化的挑战打破了过去文化价值体系的狭隘的小圈子利益，使媒体、专家、学院派为代表的文化界陷于一种失去文化权威的焦虑之中……

　　近日一位文化评论家说：“一个姚明，一个章子怡，比一万本孔子都有效果。《大长今》就是韩国把低端和高端的文化打通的一个好例子。所以，要像重视孔子一样重视章子怡，中国文化才会有未来。”这更引爆了众多人的文化争论，其中，更多的是批评、斥责之声。文化批评家的这种观点，是希望处于当今困惑和混乱状态下的中国文化求得更广泛的认同和发展，但把一个国际娱乐影星和作为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的代表和象征的孔子进行对比，来寻求我们当前文化的生存与发展之道，实际上，透露出的也是一种焦虑的文化心态。但这种文化主张无疑是肤浅的、片面的。

　　“我们的文化正孕育着问题”。每一个关心文化的人，都切身感受到了当前我们文化中充满着那么多的困惑，有那么多不和谐、乃至混乱之处，真正的文化正在这个变形的世界中失去自身。我们很难寻找得到一个文化宁静的圣坛。急于在这种困惑和冲突之中建构我们文化的文化人，常常表现出一种急功近利的焦虑心态，致使他们提出的一些文化创新的主张，越来越远离文化精神的信仰，远离文化的深刻的创造精神这个本质，导致了我们的这个文化世界里出现了更多内容贫乏的文化，虚假的代用文化，消费品式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