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延安马列学院第一班学习时认识王世英同志的。当时，我只是个刚刚走进革命队伍的青年，而世英同志则是老革命(毛泽东同志称他为“大老实人”)。
我上马列学院不久，就听说了毛主席要同江青结婚的消息。世英同志在上海工作过，了解江青在上海时的一些不够光彩的事情，包括江青在上海从事进步工作时曾经被捕过，但在狱中表现不好；被组织营救出来后，她不再做基层工作，陷入了演艺界的争风漩涡，风流韵事不断；为争出风头，她在1936年蒋介石五十大寿时参加过为蒋献寿的演出活动等等。听到毛主席要同这样一个女人结婚，他坐不住了。
一天，世英同志向小组里的同志们披露了江青在上海演艺界的面目，并说，可能主席不了解江青的情况，如果主席同这样的女人结婚，不仅有损于主席个人的威信和形象，也有损于我们党的形象。大家听他说江青在上海时的情况，同时也看到江青到了延安打扮得非常特殊，和其他的女同志不一样，所以七嘴八舌地议论，说应该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反映情况。特别是我们这些年轻人，一向看不上某些到了延安就去找老革命的女同志，因为我们觉得她们这样做不是出于爱情，而是贪图虚荣，贪图享受。嫁了首长，她们就可以享受警卫员的服务，享受小灶。
可能世英同志在小组里揭露江青的历史时，就已经决定给中央上书，如实反映江青在上海时的表现，尽力阻止江青和毛主席结婚。他在小组里说这件事，一是按捺不住自己的愤怒之情，一是想看看大家的反应。结果，大家的反应更坚定了世英同志的决心。很快，世英同志联络了他过去一起工作过的几位老同志，写了联名信，反对毛主席和江青结婚。世英同志的名字签在最前面，签名的还有陈雷、南汉宸等一些我认识和不认识的人。可能是由于世英同志看我有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所以，他问我敢不敢签名，我说敢，于是我的名字也签在了后面。
当时，我入党不久，根本不知道党内斗争的复杂，把一切都想得很简单。在我看来，党的领袖也可能犯错误，共产党员要敢于直言进谏。但世英同志毕竟是老资格了，他深知党内、革命队伍内的斗争也是复杂的，所以他并没有征求小组里其他同志签名，可能也是为了保护年轻同志吧。
联名上书事件自然也传了出去，一时却没有结果。不久，大约是7月，由于抗战形势的需要，世英同志接受了去山西抗日前线的任务，从他到马列学院学习到离开马列学院，前后不过两个月的时间。具有戏剧性的是，不久江青来到了马列学院我们这个一班学习，这时她还没有同毛主席结婚。
由于大家知道了她和毛主席的关系，又知道了她的过去，所以都对她敬而远之。冷眼旁观，江青确实不怎么样。我们一起吃大灶，小组的人席地而坐，一个组只有一个菜一个汤，放在地上，大家围在一起吃。当时一个菜一般就是白菜或山药蛋，一个汤其实就是淡盐水，上面漂着几片菜叶，有几点油花。结果江青经常叉开双腿往菜碗前一坐，毫不客气地捞着汤里仅有的几片菜叶，还把仅有的一点油花也撇到自己碗里。好在没过多少时候，因为江青来得晚，又没有什么理论基础，学习不够好，就被调到第二班去了。
没过多久，就听说江青还是和毛主席结婚了。但是又听说，中央有决定，江青仅仅是照顾毛主席的生活，不得参与政治活动。听到这个消息后，我想，这大概与世英同志发起的联名上书有些关系，总算达到了部分目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世英同志没有看错江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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