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作家葛红兵，以下简称“葛”)：这几年我连续在国外生活，一年中，大多数时间在国外。在两种生活中游走，产生了很多感想。触动最深的是什么呢？一是语言，从地球的角度讲，汉语是一种方言，这样讲也许对我们打击很大，但是这也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的事实；二是自我意识，我们不是世界的中心，我们的文化、经济等等都不是，我们只是这个世界中的一份子，如果我们有足够的善意、力量、公义来参与这个世界的事务，我们会获得世界的承认，但是，这一切的前提是“我们要认识到我们不是世界的中心”，我们要有足够的耐心，虚心地倾听来自世界的声音，我们要理解这个世界，而不是把自己强加给这个世界；三是环境保护，我们的发展是以人口增长和环境破坏为前提的，隐患重重，希望的发展是以科技进步和效率提高为基础的，所以，他们的自然环境越来越好；四是宗教，西方生活的中心不是物质，不是消费，不是享乐，而是宗教，只有真正理解的他们的宗教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他们的生活，或者说，宗教是理解西方的唯一途径，过去一百年，我们没有理解他们，原因也在这里。

　　问：写马六甲时，您提到华夏文明为何不能压倒性地主导一个蛮荒之地的文明进程。今年是郑和远航600年祭，对此您有何思考？

　　葛：我曾经把郑和与英国探险家DRAKE比较，也曾经把郑和和马六甲领土上的后来殖民者比较。郑和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他不缺乏任何一种开拓者的宗教信念以及人生渴望，他的到来和马六甲后来的伊斯兰教化有直接关系，但是，他不是儒家文化的奇迹，郑和信奉伊斯兰教，来自回族。他的奇迹不能改变儒家文明本质上安土重迁、内敛保守的倾向，对张扬汉文化的影响力也未发挥太大作用。今年是郑和远航600周年祭，我们宣传郑和、纪念郑和要意识到这一点。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对郑和远航，东南亚各国的态度是非常微妙的，马来西亚对过度宣传郑和远航就有戒备，中国不应以大国心态来宣扬郑和远航的意义。

　　问：为什么要与余秋雨的“为了写作而疾走的文化苦旅”划清界线？《海外日记》与“行走文学”的区别何在？

　　葛：我不希望把我的《海外日记》归为“行走文学”。相对于那些为了写作而出去行走的“文化苦旅”，我的游历是没有目的，并不是为了写书；只是后来发现，游历过程中写下的思考日记还算有点价值，所以才整理结集。这也是这本书叫“日记”，而不叫“游记”的原因。另外，我的日记对奇闻逸事也没有多少兴趣，有大量照片，但是，没有在书中用语言描述景点风光，写旅游的经历，也没有平铺漫游中的奇闻，而是潜心于异国的精神内质，评析日常故事和场景里的宗教、政治、历史、习俗，建筑、风景、人物里的精神和性灵，记录下对西方生活本身的“体悟”。我希望《日记》能让海外生活自己说话，而不是由我来做浮光掠影式的景点扫描。自己刚刚开始国外生活的时候，就像老是要把英镑换算成人民币才能明白物价一样，老是把国外的东西和国内比。后来他在国外待久了，才渐渐体会到，不忘记国内就不会真正理解国外，特别是生活表面下隐含的深层的东西，比如宗教、法律等观念的根底。简单的比较，只能是浮泛的，表面的，真正的比较应该是深入的生活细节，从细节中发现信仰、文化上的差别。余秋雨也有海外游历，但他的作品和《葛红兵海外日记》有所不同——没有真正深入到异国的当下生活中——没有细节也就没有文学。我希望我的作品充满生活的细节。没有生活细节，还谈什么文学？文学就该用来记录生活，体现哲思。

　　问：《葛红兵海外日记》里写到了《沙床》在国内引起争议那一段时间，您在新加坡看这个事态时的内心感受，能谈谈吗？

　　葛：最近，我完成了一部新的小说《股道》，但是，《沙床》依然是我非常喜欢的作品。《沙床》饱受争议的时候，我正在新加坡生活，有一段时间，我过得非常糟糕，因为种种原因，某些争议离开《沙床》这个作品而指向我本人。但是，我从来没有绝望过，我一直对这部小说有信心，因为它真正地来自我的内心。现在，我看到《沙床》正越来越多的受到读者的细读，它正在被公正地认识，我看到数篇以《沙床》为论题的学位论文，我的一个朋友做了一个《沙床》研究索引，他说，关于《沙床》的学术性论文有40余篇，许多论文上升到文化的宗教的和人类学的高度来认识《沙床》。现在想起来，当初经历的一切也许都是值得的。

　　问：有评论说，《我的N种生活》中的你是忧患愤激的，《沙床》中的你是悲观沉伦的，《葛红兵海外日记》则让人感觉到你“内心的平复和对未来的希望”。这几个“你”是否有关联？或者是你不同的几个面，因为你本身就是矛盾的人？

　　葛：的确，《我的N种生活》写得非常愤怒，《沙床》则有些消沉，但是，是一种积极的消沉吧，是“不要太执着”的意思，不是说遁世。《海外日记》则有一些平静的、渐渐地确立希望的意思在里面。人思考到生命的时候，是比较悲观的，但是，在大地上行走，想想人类的事情，国家的事情，常常会稍稍乐观起来。每一个个人都是过客，但是，人类却会积淀文化，物质的文化，精神的文化。我在巴黎的街头漫步，远远地看到亚历山大三世桥的时候，内心的赞叹是莫名的，那么高大宏伟，简直是壮观极了！这个时候你会对人类由衷地产生敬佩和赞美之情。还有就是大自然，讲学之余，因为是在异国，没有家庭生活的压力，我走动得更多一些，大自然对人有神奇的治疗效果，能和自然交流真是让人高兴。欧洲的建筑，特别是教堂，欧洲的博物馆，特别是大英博物馆，给我很深的印象，它们让一个行走的人内心沉静，有了历史感。

　　想起一句话：“生活”在别处。在异样的别处，在异国他乡，有的时候，你反而超脱，能看自己和周围更清晰，也更放松和中肯。三年的海外经历，对我有很大的作用。

　　问：我的感觉，在“海外日记”中，您有好些篇章，谈到的您对事物的看法和想法，都是具有“颠覆性”的，例如，关于文物在异国保管的问题，你甚至认为有些东方文物恰恰是因为“掠夺”而受到了“保护”，得到世界性的“展览”。你还反对“文物回购”，提出，中国博物馆不应当回购自己的文物，应当像欧洲博物馆一样，以收藏全人类文明遗产为目标，购买他国的艺术品展出。请问，您不在意这样会引起读者对您的误解吗？

　　葛：我想过，但是，我说到那些的时候，是真诚的，是真实的想法。有的时候，只有你到了那里，才会有那些想法，到了那里，你的想法就会很自然，而没有到那里，你会觉得那些想法匪夷所思。比如你说的文物问题。在西方博物馆里看到中国文物，你并没有受辱的感觉，相反，你觉得那是光荣的事情，那个时候，你并不希望你的国家回购那些文物，你希望它们就在那里永远地展出——它可以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要知道许多人就是通过这些了解中国的。文物属于谁真的很重要吗？重要的是展出啊！你也希望中国的博物馆也收购国外艺术品，你想到的是，我们在中国见到世界杰作的机会太少了，相比较而言，我们对国外艺术品的兴趣太小，这限制了我们的视野。又比如汽车文化的问题，我以前也认为中国不可能发展到人人有车的地步，我相信了那些所谓的汽车专家的话，但是，在国外生活得久了，我的想法完全变了，汽车是个性需求产品，公交系统是公众生活需求产品，后者无论如何发达，都不会抵消前者，我们那些专家的话会误国，将来，我们会为他们的观点付出沉重代价，所以，我会发出汽车文化的呼告，我会说，我们得先拥有接受汽车的观念，拥有汽车文化，之后才能谈有车，如果我们的文化还是脚踏车文化，那汽车就永远不会和平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汽车迟早会成为我们的灾难。又比如教育问题。我们现在强调教育平等，强调人人都应该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人人都应该上大学等等，这真的是合理的吗？不一定，我在新加坡生活感触很深，人有三六九等，让一个低等资质的人去做高等资质人的梦，等于是扼杀了他的人生幸福，新加坡很发达，但是，它的大学升学率并不高，因为它认为人的学习能力有不同，应该各得其所，所以，我看到新加坡人很平和，没有那种人人都认为自己是万能的，什么都可以做到和得到，之所以没有得到是因为社会不公的感觉。这样的观点还有很多，，我但愿会有人和我讨论，会看到我的想法的意义。(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