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日，《萌芽》就“郭敬明嫌稿费低拒写50周年贺文”事件发表声明，证实郭曾就稿酬问题与其交涉，杂志社“最终也没有收到郭敬明的稿件也没有得到郭敬明的任何解释”。对此，郭敬明以“没有看到声明并且正在开会”为由拒绝接受记者采访。（《竞报》2006年7月4日）

　　由于抄袭败诉还拒不道歉，郭敬明已经备受舆论的指责。一波未平，另一个风浪却已经卷来，因为嫌弃稿费低而拒写事件，难免让郭敬明再次声名狼藉。

　　写与不写，是公民的权利。从这点上说，我很是理解郭敬明。对稿费标准不满意，进而拒绝写作，同样是每个公民的权利。反过来说，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我既有写作的自由，也有不作为的权利（工作需要例外）。郭敬明不给《萌芽》写约稿，即便不是稿费高低的问题，他本人确实有自主选择的权利。何况，和杂志社、报纸就稿费问题讨价还价，眼下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有些名气远不如郭敬明的人，约稿的“起步价”早涨到500元/千字了，郭敬明报价100元/千字，并不过分。

　　但是，这并不能证明，在这件事上，郭敬明就没有不是。他没有明确拒绝《萌芽》约稿，显然不大负责任，等于不守信于人。现在，《萌芽》杂志社的声明，只要事实属实，则郭敬明就处于被动局面。嫌稿费低，就别虚伪，明说了，不行可以另请高明。惟独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不直截了当拒绝，最终尴尬的，除了自己，不会是别人。

　　从这件事上，笔者的感受是，郭敬明缺乏一个作家应有的风度（假如他还算真正意义上的作家的话）。写作的本质是什么？有人定义说，写作是指向自我实现的人生。当然，这个层面的写作，是就作家而言的。对于绝大多数写手而言，则另当别论。写手追求的是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什么体裁赚钱，哪家媒体稿费高，我就给他供货。换言之，写手眼里的写作，和人生理想无关，写作是赚钱的手段而已。历史上伟大的作家从事写作，是将其当作事业追求的，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写作本身对社会的贡献，而不是稿费的高低等得失问题。曹雪芹写《红楼梦》，那股敬业的精神，那种不图名利的牺牲精神，最终成就了一个伟大的作家。如今的作家，早当了稿费的俘虏，给金钱打工，即便嘴上还满嘴的正义、良知，其实已经是打了太多的折。所以，当今社会导向型的名副其实作家太少，稿费导向型的虚名作家太多。年轻的郭敬明，只是其中一个代表而已。这类稿费导向型的作者，准确的称呼应该是写手，而非作家。

　　所以，我理解作为写手的郭敬明，他是为名利而写作的写手，凭什么不能拒绝约稿？下次，只要他知错就改，答应的约稿就守信别爽约，拒绝的约稿也不必道歉，而不用为败诉担忧了。这比因抄袭败诉赔偿巨款，划算多了。

　　理解你，写手郭敬明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