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种美丽的传说影响了蒲松龄，蒲松龄从小就喜欢天马行空的作品，像《庄子》《列子》《李太白集》《游侠列传》等都是他的至爱，此外他还酷爱小说。蒲松龄青少年时代是明末清初，在那个天崩地裂、改朝换代的岁月里，发生了很多新奇事，引发了他写小说的热情。我认为，蒲松龄二十五岁时《聊斋志异》的写作就开始了。这个推论是从他的朋友张笃庆的诗中得出的。

        张笃庆说，蒲松龄“自是神仙人不识”，“司空博物本风流”。司空就是东晋时的司空张华，博物就是张华的《博物志》，张笃庆用晋代写过《博物志》的志怪小说家张华比喻蒲松龄，说明蒲松龄已经开始写志怪小说了。张笃庆认为这不利于科举，应该放弃——“聊斋且莫竞谈空”。但蒲松龄没有接受朋友的劝告，他选择了写《聊斋志异》。天才总要表现自己，天才也总能找到表现自己的形式，我们要感谢蒲松龄这个似乎不识时务的选择，他的选择给世界文学留下了一部盖世奇书。

        选择写小说对蒲松龄来说，是掉进了无底深渊，他一边做私塾教师，维持全家的生活，一边继续参加科举考试，同时见缝插针地写小说。那时写小说非但拿不到稿费，连写小说的稿纸都得从嘴里省。蒲松龄冬天穿个破棉袄，手冻得笔都拿不住，脚像是给猫咬了一样麻，砚台里磨的墨水都结冰了，但他还是着了迷似地写，不管听到什么新鲜事，马上写出来。

        蒲松龄三十岁时有过一生中惟一一次南游，到同乡进士孙蕙任上做幕宾。南游期间，他走到沂州时遇到下雨，住在旅店休息，一个叫刘子敬的读书人拿出《桑生传》给他看，书里讲了这么一个浪漫的故事：一个狐女和一个鬼女跟一个书生恋爱，最后双美共一夫。蒲松龄被吸引住了，他把《桑生传》改写成《聊斋》名篇《莲香》。

        蒲松龄南游期间有两句很有名的诗：“新闻总入鬼狐史，斗酒难消块磊愁。”他要把所见所闻写成一部“鬼狐史”。鬼狐向来是中国小说的重要内容，但“鬼狐史”不是单纯的鬼狐故事，而是以鬼狐写人生，以鬼狐寄托块磊愁。所谓“块磊愁”，乃是忧国忧民之愁，是屈原、司马迁那样上下求索、报国无门的愁。

        既想青云直上，又喜欢写小说，两者是矛盾的。蒲松龄的东家孙蕙注意到蒲松龄写小说影响他求取功名，便劝他说，老兄绝顶聪明，只要“敛才攻苦”，就能在科举上获得成功。所谓“敛才”，就是收敛写志怪小说的才能，把精力集中到攻读圣贤书上。蒲松龄没有接受孙蕙的劝告，继续在穷困潦倒、全家食粥的情况下坚持写作。

         关于《聊斋志异》有两个传得很广的说法：一个是说蒲松龄在柳泉摆茶摊，请人喝茶讲故事，回到家加工，写成《聊斋志异》；另一个是说“聊斋”是聊天之斋。

        蒲松龄摆茶摊的说法，从未见于蒲松龄后人和朋友的记载，这个说法来自《三借庐笔谈》，鲁迅先生早就认为不可靠。蒲松龄“我为糊口耘人田”，一直在富贵人家坐馆，哪有空闲到柳泉摆茶摊听故事？不过，蒲松龄在求生存的同时，把写小说看得跟生命一样重要，他总是有意识地向朋友收集小说素材，这就是《聊斋自志》里所说的“雅爱搜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

        至于说“聊斋”就是聊天之斋，也太表浅。“聊”有“姑且”之意，“聊斋”跟屈原《离骚》叩天门不开，“聊逍遥以相羊”有关，跟陶渊明辞官归乡“聊乘化以归尽”有关，“聊斋”含有作者“鹏飞无望，聊以著书，聊以名志”的意思。

        大文学家王士祯对《聊斋志异》的赏识，算得上是蒲松龄人生的重要事件。王士祯，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新城人，官至刑部尚书，他创立“神韵说”，是清初一代文宗。王士祯丁忧期间到西铺探望从姑母，即毕际有的夫人，因此和蒲松龄相识。

         这时，王士祯正在写作笔记小说《池北偶谈》，他对《聊斋志异》很感兴趣，大加赞赏。他向蒲松龄借阅《聊斋志异》，写下三十六条评语，说《张诚》是“一本绝妙传奇”，说《连城》“雅是情种，不意《牡丹亭》后复有此人”。他还写下一首诗《戏题蒲生〈聊斋志异〉卷后》：“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这首诗称赞《聊斋志异》的传奇性与趣味性，用李贺“秋坟鬼唱鲍家诗”说出《聊斋志异》的底蕴。

        蒲松龄写小说受到孙蕙、张笃庆等朋友的劝阻，却在一位台阁大臣那儿得到赏识，他非常激动，有一种“春风披拂冻云开”、“青眼忽逢涕欲来”的感觉。他以王士祯私附门墙的弟子自居，真诚地希望王士祯能给《聊斋志异》写序，王士祯答应可以考虑，但最终没有写。这可以理解，台阁重臣给穷秀才的“鬼狐史”写序，是需要一点儿勇气的。

         有趣的是，当年蒲松龄希望通过王士祯写序来提高《聊斋志异》的知名度，而现在王士祯的《渔洋山人精华录》这部煌煌巨著里知名度最高的诗歌，竟然就是那首《戏题蒲生〈聊斋志异〉卷后》。历史常跟人们开玩笑，你明明想走进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这样的结果，恐怕是王渔洋和蒲松龄都始料未及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