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5年到2006年，余华的长篇《兄弟》畅行书市，稳居畅销榜的前列，《兄弟》(上)发行了46万册，《兄弟》(下)也追印到了46万册。没有影视剧的同期热播，也没有特别的大奖，却如此迅猛地火爆，在中国当代作家的文学作品中是独树一帜的。一方面是《兄弟》的书市热销，另一方面是来自评论界的质疑和批评，这在当代文学批评中也是难得一见的。在当下的文坛，普遍的情况是：重要作家的重要作品总是赞扬的多又多，批评的少而少，这就构成了《兄弟》跨年度的文化景观，余华和《兄弟》成了多种媒体立体关注的对象。
余华不是一个普通的作家，他在中国文坛的影响力使他自己或传媒都无法绕开一个问题：余华的新作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他的写作有没有进入新的高度，他对时代的风云变幻，他对现实的众生万象有没有更深的认识？在《兄弟》的写作中，余华肩上的担子的确不轻。在《后记》中他向公众预告了作品的意蕴：这是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他要以两兄弟的人生际遇展现两个时代，四十年来中国人的复杂经验。对于这样的创作预设，当然令人充满期待。然而在看了《兄弟》(上)之后，就有批评家表示了明显的失望。
李敬泽撰文指出：“过去四十年来中国人百感交集的复杂经验被简化成了一场善与恶的斗争、一套人性的迷失与复归的庞大隐喻，余华头一次采用和复述并非由他发明的模式，它听起来像顺口溜一样熟悉和智慧，但也像顺口溜一样空洞无物。”余华对李敬泽批评的应对是“我很惊讶，因为《兄弟》仅仅出版了上部，仅仅出版了总篇幅的三分之一，他就如此匆忙地出来作出定论，表达了善和恶的文学作品里有伟大的，比如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不表达善和恶的文学作品中也有伟大的，比如马尔克斯的部分作品。什么是人类复杂的经验？人类复杂的经验标准是什么？”
如果说18万字的《兄弟》(上)，余华是以善与恶，亲情与残暴的对比来结构小说，那么33万字《兄弟》(下)，余华就是以贫与富的对比和变化来讲述故事，来考量兄弟两人的关系和命运，来揭示刘镇人心态的变换与人性深度，来展开时代的变革。
李光头从坐在破烂堆里捡吃甘蔗头，到做起了吃穿住用一切生意的超级巨富，李光头成了一艘万吨巨轮，成了刘镇的GDP；而宋钢从骑着亮闪闪永久牌自行车，风雨无阻地接送着刘镇第一美人林红的爱情王子，到下岗后四处打零工的“首席代理”，从身患肺病丧失了劳动能力，到跟着骗子推销丰乳霜——李光头的日子是蒸蒸日上，宋钢的岁月是每况愈下，李光头的财富使他从恋爱的失败者，变成了异性争相取悦的大众情人。
如果说李光头是一个蹦蹦跳跳的问号，而宋钢则是一个心怀忧伤的感叹号；李光头的生命准则首先是自己的喜怒哀乐，宋钢的行动指南首先是妻子或兄弟的悲喜好恶，一个活得自由狂放随心所欲，一个过得谨小慎微沉重压抑；一个最后翱翔太空，一个最后横陈铁轨；一个是喜剧，一个是悲剧。他们就是余华虚构的时代造就的兄弟。他们命运与个性的巨大落差就是《兄弟》刻意追求的阅读效果。这当然显示了余华的魄力和勇气，这毕竟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因为巨大的落差和鲜明的对比，需要作家提供因果的阶梯，使得人物命运的发展和转变扎根于个性和社会的现实土壤中，这真是考验一个作家高明与才华的关键中的关键。
余华如何面对这些挑战的呢？他生气勃勃地找到了一条捷径：他以一种截然不同于以往的叙述方式,一种充满了后现代性的戏谑与夸张；一种解构主义的狂放和跌宕，一种洋溢着酒神精神的喧哗与晕眩，讲述着“俩兄弟”和“刘镇人”跌跌撞撞或是腾云驾雾般地跨越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变化、苦难与沟壑。余华仿佛驾驶着语言的云霄飞车，带领着读者们穿越了两个时代的巨大落差，两个兄弟命运的巨大落差，贫与富，善与恶的悬殊两极。51万字上下篇的超长篇幅读起来并不沉重艰涩，而是轻松畅达，余华使用的的确是消费时代大众能够接受的语言，所以《兄弟》的上下册都能稳居畅销书的排行榜。然而畅销的事实并不能掩盖批评的质疑：这样的叙事能够揭示时代的变化与个人命运转折之间的复杂关系吗？显然顺利的捷径，大众喜闻乐见的语言造成了《兄弟》如此冰火两重天的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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