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易卜生那些充满力度的社会问题剧来为社会注入一些“钙质”。他作品中提出的许多问题，超越了特定的时间和语境的限制，而拥有普世的价值。

　　海客：媒体评论员

　　2006年5月26日，是挪威戏剧家易卜生去世100周年纪念日。为此，从今年年初开始，挪威政府在世界范围内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易卜生年”活动。

　　易卜生在中国享有盛名。中国现代作家，从胡适到鲁迅，从田汉到曹禺，都撰文介绍过其人其作。中国人是通过他们的透视镜走近、认识易卜生的。因此今天我们在谈论易卜生的当代意义时，仍然不能回避前辈作家的阐释。

　　易卜生一生创作的20多部剧作中，《玩偶之家》最为中国人熟悉。在经历一场家庭变故之后，作为妻子的娜拉终于看清了自己在家中所扮演的“玩偶”角色。在庄严地声称“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之后，娜拉毅然走出了家门。娜拉的觉醒和出走，让中国的女性意识到了她们的自由与尊严。

　　但是，女性是否从家庭中出走就获得了自由与尊严呢？且看鲁迅先生《娜拉走后怎样》中的分析。由于缺乏独立的经济地位，娜拉出走以后“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鲁迅同时警醒大家：“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当今中国，在讨论女性“学得好不如嫁得好”的同时，也有人在鼓吹西方女权主义。《玩偶之家》提出的女性角色定位问题，是不是仍然有其时代意义？

　　易卜生的剧作中，《社会支柱》和《人民公敌》，属社会问题剧。《社会支柱》中，资本家“第一桶金”的肮脏，对利益的疯狂攫取，资方和雇佣者的尖锐对立，资方为掩盖自己的过失，不惜让大海吞噬知道内情者……在当今中国无数起矿难事件的报道中，我们是否能够感受到易卜生酣畅的笔墨的分量？易卜生百年前直面的问题，足以让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之汗颜。

　　巴金老人晚年提倡说真话。《人民公敌》则告诉我们，说出真话要付出多大代价。剧中主人公斯多克曼医生，从兴建中的疗养区矿泉里发现危险的传染病菌。他希望在媒体上公布发现，并主张改建矿泉管道。但疗养区小城市的居民，都依靠矿泉为生。无论是医生的发现，还是改建管道的建议，都会让他们的利益受损。因此，从市长到报界到房主，有产者与无产者都联手起来反对抵制医生。他的文章，本地报馆不肯也不敢登载；他要自己印刷，没有一家印刷所替他印；他要开会演说，全城人都不肯把空屋借他做会场。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所会场，开了一个公民会议，会场上的人不但不听他的老实话，还把他赶下台去，全体一致表决，宣告他是“人民公敌”。他逃出会场，众人赶到他家，用石头掷他，打碎他家的窗户。次日，他丢了饭碗，本地居民发传单不许人请他看病；房东请他赶快搬出屋去；他在学校教书的女儿也受到牵连，被辞退了······

　　科学的真与实际利益之间的冲突，在当今的中国，其实并不少见。当一个大企业或者产业，足以养活一座城市之时，企业哪怕有一点点小过失，我们的做法通常是大家都为它“捂”住。在我们这样一个讲究中庸的国度，冲突很多时候会“内化”——由自己与外部的对立，转化为自己内心的冲突。就像“齐二假药事件”那位药厂的化验员，明知道原料有问题，但仍然违心地盖上“合格”二字。因为如果不执行，他的职位难保。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不敢面对我们内心的真实，因为我们首先担心自己的利益可能因此受损。更不用说，会以一己的力量与全体利益相对。

　　易卜生年，我们可以搁置娜拉出走后怎么办的问题了。但是，我们需要易卜生那些充满力度的社会问题剧，来为社会注入一些“钙质”。他作品中提出的许多问题放在当下也很尖锐刺耳，拷问着我们——这使他的作品，超越了特定的时间和语境的限制，而拥有普世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