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底层写作”零星出现，比如刘庆邦荣获2002年老舍文学奖的《神木》、林白的《万物花开》等。到2005年，“底层写作”已成为文学写作的主题——有业内人士指出：近年来，底层写作重新有规模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日前，《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举办了“底层与文学”研讨会，就底层与文学的关系展开讨论。

　　“底层不是一个泛的概念”

　　“底层写作”的概念如何界定？评论家阎晶明将“底层”归为“知识分子的一个说法，一种关注，它最主要的意义在于社会阶层的整体的关照”，城市平民、农民工，还有更复杂的群体集合到这个概念之下，命之为社会底层。

　　北京大学学者邵燕君认为，“底层不仅是指‘小人物’”。她说，方方的最新作品《出门寻死》，虽然写的是一个下岗女工，其实写的是“小人物系列”。评论家李建军将“小人物”列为底层的主体。他认为，“他们是陷入困境的生存群落”，所以写底层人某种程度上就是在写整个人类的一种体验。“小人物”作为文学的重要写作对象，如何去写，是否去关注，是由一个时代的文学精神品质和道德形象决定的。

　　近几年，“底层”一词带给人们的多是悲凉与困扰。在学者张柠看来，“底层”不仅仅意味着苦难——苦难只是人们跳出底层对其反观后的感受。苦难不存在于底层，而恰恰是知识分子作为精英文化的代言人对底层的一种误读。

　　“写底层是一种不自觉”

　　矿工出身、又反过来写矿工的“底层作家”刘庆邦说，他在不自觉中就进入了底层写作的状态。

　　许多专家认为，对底层的关注在社会与文学发展过程中始终自然地存在。从鲁迅对社会底层的摹写，到上世纪30年代茅盾等人的作品，无不关注中国的底层人民、底层群体。直至上世纪70年代末，许多作品都展现出对社会底层群体的真实解读。

　　底层是一座创作的富矿。但另一方面，“一个作家能写什么，能写成什么样子，在很大程度上，他的个人经历就决定了。”“这不是组织作家，深入生活或者到农村、矿井里看看，就能够完成的”，而是需要一直坚持写实实在在的、自己所熟悉的生活。

　　当“底层”成为流行词

　　2004年年初，“底层写作”作为一种异质性的叙述出现了。2005年，“底层写作”和底层关注变成一个主流的、时髦的叙述。2005年年底，“底层”成为文学界的主题。

　　但是，对底层关注的担忧也不乏其声。“当今文学的商品化势头强大，底层作为关注点，也可成为商品化的一个卖点。”张柠直言，“写底层也是如此，关注底层写作的内部也存在许多不同方式，有人可能确实是对底层非常关注，但也有一些人利用‘底层’这个热点，把文学创作、读物和作品，变成一种可消费性的符号。”

　　“直面底层生活”被反复强调时，似乎走向另一个极端——哪个作家不写底层、不拿所谓底层说事儿，就会成为“不道德”，其写作的合理性乃至合法性都受到质疑。评论家李浩非认为：“更应看到，一个作家的爱和良知更具备一种‘普世性’。他的爱和同情对每一个人都应有效才对。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并不因为他写国王就是堕落和速朽的。”

　　另一个误区是，“底层”使“集体讲述倒霉蛋的故事”成为这个时代文学的主要特征，从而忽视了对“人性之谜”的挖掘和深思。张柠提醒人们，“不是说一看写底层的，就认为是‘打底层牌’，而见到不写底层的，又认为没有底层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