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作品虽在不经意间读过，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前些年连续发表在《十月》杂志上的胡廷武的专栏文章后又结集出版的《九听》（北京十月文艺，2004年）。像所有的好作品一样，它之所以会使人印象深刻，就是由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我被打动了。这句话不算文学批评，却又是文学批评中最基本、最朴素也应该是最深刻的真理。《九听》本身也是用了最基本、最朴素的方式——或者说故事，写出了最深刻同时又是最基本、最朴素的真理——我愿意认为这是一种真理，那就是幸福是朴素的，幸福就存在于普通的生活之中。作者甚至还把这种朴素的、普通生活中的幸福称之为“平民的圣餐”。这个比喻似乎也挑明了我的某种阅读感受。一点也不夸张地说，《九听》也是一道“圣餐”，它是讲述享用圣餐的“文学圣餐”。因其朴素而显出庄严，显出文学的动人，显出襟怀的大不俗和大气象，《九听》堪称当下文学写作中的翘楚之作。
起先我纯以为散文（或散文的连缀），因为《九听》是作为“十月新散文丛书”之一出版的。但在作者后出的一本书（《回到西双版纳》）上，又说《九听》是长篇小说。散文还是小说的游移，令我不由顿时就对自己习以为常的文体概念判断心生怀疑。这可能也是文学批评者时常会发生的情形。换句话说，我们既有的文体概念常常会遭到创造性文体的挑战，甚至会被它所颠覆。也正是在这种时候，纠缠文体所属的学究式辨析成了一件徒劳无益的事，它反而会使我们（文学批评）远离文学的生态。在文学生态的意义上，《九听》所代表的正是当下文学中的一种创造性的新文体。它走在了我们能够从理论上讨论的文体现象或问题的前面。甚至，借用已有的概念，称其为散文体的小说之类，那其实也是很勉强的。
《回到西双版纳》（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的情形也相似，它或者又是小说体的散文么？这部作品的故事带有通常小说的某种结构方式。在故事的读法上，它环绕着两个悬念而展开。一个悬念是记者玉波的身世之谜，另一个悬念则是主人公何翰的生死之谜。后一个悬念的破解，形成了全书故事的高潮。但它的破解又直接因缘于前一个谜底的揭开。所以，两个悬念之间的关系正是连环式的。不过，这只是故事的读法而已。作者的用力之处显然并不尽在于此，他对两个悬念的破解并未设计多少曲折的障碍，反而倒显得有些轻而易举了。这部作品的最精彩之处，一如《九听》，仍在其文体。从我的阅读感受来说，我能真切体会到作者在这部作品的写作过程中，完全沉浸在了一种享受自由写作的快感之中。不拘任何文体所限，天马行空般的时空转换，是这部作品的最大（文体）特色。文学写作中的无碍、无滞的境界或状态，正可以在这部作品中获得充分的体会和验证。
自由、自如和无所限的文体，除了其文学的“形式”意义外，究竟又为了写什么呢？循着书名的启发，我把它简单名之为“回家”。对于西双版纳的风情、民俗、人情生活之美的描写和渲染，是这部书中最显突出的文字。作者把一切美好都赋予了西双版纳。玉罕、玉娇、玉波三位美丽而纯洁的女性，正是其人格的形象化身。就此，西双版纳也成为作者理想中的一个灵魂安放之所，一个精神家园。何翰在经历了生死之劫后决定重返西双版纳，这其实就是归依灵魂安放之所和精神家园的“回家”。同样的，《回到西双版纳》一书之作，也是作者的“回家”之旅。他以一种文学的方式回家。“回家”在这里富有了安宁和神圣的意味。它属于皈依者的朝圣之旅。而作为一部文学作品，不拘文体的天马行空般的叙事行文，恰正暗合或突显了“回家”所包含的“平民的圣餐”的喜悦意味，那是一种俗世所能体验的最大的幸福感。
《回到西双版纳》的结尾是这样的：
“问题是，”我说，“这样的世外桃源、经济大潮中的孤岛，还能够存在多久呢？”
何翰没有回答我，也许他认为我是在自言自语，也许——我看他在这傍晚的暖风里，舒服得快要睡着了……
显然，作者的当下忧思在最后还是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来了。这也是当下抱有类似情怀的作品所几乎必然会流露出的“紧张感”。但这对作者似乎并无碍于甚至反而还会强化他以文学的方式回家的冲动，因为我在这里又再次看到了这部作品与《九听》所表达的情愫的精神关联。
对历史的追忆，其实就是对一种精神生活的追寻和探究，就是对生活和人生中的某种价值（感）的寻找与再度确认。特别是对一个文学者来说，他的文学往往或更多地就生成于（现实生活中）家园何处、回家而不能的痛苦与想象之中。缘此，我们才都渴望以文学的方式回家——经常地、不断地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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