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院经理要我在报上帮点小忙，送我戏票，出版商送我新书，要我写评论；我就靠出卖戏票和赠书过活。换句话说，等斐诺的欲望满足了，我可以拿各行各业的货色做交易，写的文章是捧是骂，全听斐诺指挥。驱风药水，女苏丹油膏，护法油，巴西混合膏，都肯出二三十法郎买一篇替它们吹捧的稿子。书店送的书少了，我便钉着书店老板汪汪大叫，因为报馆要两份，归斐诺出卖；我还要两份。要是出了一部好作品，舍不得送书的老板就得挨骂。这当然卑鄙，可是我靠此活命，像多少人一样！不要以为政界比文坛干净，这两个世界都贿赂盛行：每个人不是行贿，就是受贿。有什么规模大一些的出版计划，出版商便送钱给我，怕我攻击。因此我的进款跟出版物的说明书有关。说明书大批出现，黄金就潮水般滚进我腰包，我便请客作乐。

　　因为非关自己利害，究竟新生的交易前景怎样，就没人往心里去了。只是有人由此想到沈从文，提起了他的一句牢骚话：“理想的书评是大多数人所期待的。可是理想的书评，事实上在过去目前都不容易见到。”那代文人办报的时代，也就是日本兵打过来的前一二年，也像六七十年后的如今一样，没谁不向往所谓“公平，自由，新鲜，超脱”的书评，那是发自有见识和自尊的书评家心底的真言。

　　寄住在复兴门的那年，去过不远处的木樨地萧乾寓所。弥勒佛似的老人，永远笑眯眯的，重说旧事的时候尤其得意。毕业论文写“书评研究”，以之换得燕京新闻系文凭，继而进大公报编副刊倡导书评，其实这也是当年“梦想很多的小伙子”自豪的资本之一。他自己确曾“声嘶力竭地为书评而呐喊”，宣告“职业化的书评家终将诞生”，――“我们需要两个批评学者，六个批评家，五十个书评家。”他希望自己追求的某种传统能够延续：坚持自己花钱买书来评，不评赠书。他说：“在上海时，我顶着大太阳，冒着溽暑，去四马路买回一叠叠值得一评的书，然后打包分头寄给我那十来位书评家，请他们来评。”但他也承认，半个多世纪之后，书评并没有在读书界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他呼唤的职业书评家也最终没有诞生。

　　几年后我开始模仿着，尝试写类似书评的文字。心里装着沈从文、朱光潜，还有萧乾说过的话，我相信向往理想书评，认同职业书评人价值的新时代，从来都不会缺少后继者，尽管巴尔扎克嘲弄的书贩评论家也会代不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