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网双鸭山5月16日电 据大众网消息，3月25日，北京保利剧院上演了俄罗斯国家模范小剧院排演的经典二幕喜剧《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是今年中俄两国政府合办“俄罗斯文化年”的第一场重头戏。

　　剧院上座率并不理想，台下星星落落的观众大都要靠舞台两边的字幕来了解剧情，反应总是慢了一拍。而前排就座的一对对白发苍苍的老年夫妇则目不转睛地欣赏着剧院演员的精彩表演，没有大力的鼓掌和过分的笑声，只是静静地坐着，却能感觉到他们内心的激动。

　　这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对俄罗斯文化的感情很难用语言来形容，因为他们在年轻时就已经身处于一个俄文化无处不在的年代。赴苏联留学，学俄语，都使他们的命运与苏联这个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中俄关系经过友好、破裂、复苏的一系列微妙阶段，也在他们的人生印记里留下了不可抹去的印记。

　　“国家需要我，我就去了，没想那么多。”

　　陈先玉：1926年生于河北阜平，自1955年起调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任三秘，负责与苏方具体办理留学生派遣、分配、调换专业等事宜。

　　陈先玉已是年过八十的老人，依然精神抖擞，笑容可掬。说到“斯大林格勒”时他仍改不了口，“我还是喜欢这个叫法，又顺口又有意义。”

　　说实话，我做梦也没想过自己能留洋。我的家乡是非常偏远贫困的小山村，文化教育落后，90%的人是文盲、半文盲，我自己也只有小学毕业。苏联歌曲是我最早接触的外国文化，那时我经常唱歌，能记住一百多首苏联歌曲。有个小学教员调走前给了我一个笔记本，上面写着俄罗斯歌曲《风之曲》的歌词，“谁要快乐就能发笑，谁要做就能成功，谁要希望就能做到。”这成了我的座右铭。1939年我当选儿童团长、半脱产区青救会执委和区戏剧站联络员。我在全区儿童节大会上发言说：“儿童负有抗战、建国的双重责任。”引起很大反响。后来县政府调我任小学教师，我刚14岁，我的学生年龄比我还大。

　　1949年我被调到北京中财委计划局任秘书。机关里大多是大学生、留洋生。我自知文化程度太低，决心按毛主席所说“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去做。我把自己的时间安排的特别满，从早到晚请了三个老师补习数、理、化等。那时正好赶上中苏友协建立，全国号召学俄语，两百多人报名，但最后只剩下我们6人。就这样坚持了两年多，没想到，这却为留苏打下了的基础。

　　1952年，组织上决定保送我赴苏实习“编制五年计划”，给我报了个假学历“中学”。我在留苏预备部待了近一年，一边学俄语一边准备留苏考试。那时留苏预备部刚开始，一年要接待上千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机关干部、劳动模范。周恩来总理讲，咱们国家虽然穷，但一定要保证这些留学生身体健康，不能面黄肌瘦。所以我们的伙食特别好，相当于高级机关干部的小灶。不仅如此，国家还给我们零用费，以及两大帆布箱子的出国装备。据说培养一个留学生需要25～30户农民全年的劳动收入。

　　1953年8月我们终于踏上开往莫斯科的火车专列，坐了9天9夜，大家都难受坏了，一闻苏联饭的那个奶油味就恶心。但是心情还是激动的，到站后一出来看到列宁格勒旅馆，高楼，觉得特好看。之后大家陆续被分配到自己的学校，莫斯科最多，以学工科为主。上学期间其实生活艰苦倒不要紧，主要问题是俄语。跟苏联人一起听大课，我们根本听不懂，做笔记能记下几个字就差不多了。

　　当时闹了不少笑话：两个同学下课回来，有人问今天上了什么课，其中一个同学说听到讲马克思主义，可能是政治课。问了别人才知道是数学，讲的是序言。为了克服语言障碍，大家都是三点一线地刻苦学习，半年里任何别的地方都没去过。学校特别好，每个人给配了个苏联女学生做互助。她们很辛苦，每天都要花个把小时地来帮助我们。基本一年以后我们的语言障碍就过了。

　　大二的时候，因为缺翻译就调我去大使馆工作，并转到夜校继续学习。所有留苏的学生基本都要经过我这里分配，我能记住名字的要不就是最优秀的，要不就是犯错误的。那时苏联有法律不能与外国人通婚，我们也有纪律不许谈恋爱。但苏联的女孩子特别喜欢中国的男孩，不抽烟喝酒，脾气又好，表面看上去不太热乎，但里面热乎——“暖水瓶”。后来苏联法律修改后，周总理亲自批准了一个在列宁格勒铁道学院的中国学生和苏联姑娘结婚了。自此恋爱的就多起来了，如果结婚可以向大使馆报告。但我们尽量劝解，让他们不要结婚，因为两国生活水准差距很大。当时结婚的有五六十对，最终能保住的没有几对，都离婚带着孩子分开了，文革后就更没几对了。

　　留学生很关心国家，国内什么举动这边也照着做，国内大跃进，留学生也要大跃进，农学院要深挖地，造实验田，要亩产万斤。苏联老师说不可能，但我们也要实验，他们连夜挖了三米深的地。后来还要搞成果展览、科学实验，科学院里还给了几间房让我们展览。后来无法收拾了，通报到国内，周总理批示留学生集中精力学习不要搞活动，大家一听就停了下来。国家说经济困难，外汇少了，大家就节省自己的饭钱零花钱助学金，交了30多万卢布到大使馆。国内一有什么动静，大家马上闻风而动，根本不用组织。

　　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学生基本都回来了，服从国家分配到各个核心高端的部门。每个人都尽心尽力，闷着头干，再艰苦也忍着。“两弹一星”在大西北的沙漠里，许多人家的孩子上学都很困难，还有在海上工作的，大部分都在边远的地方，一待就是一二十年。

　　文革期间，在北京的留苏学生状况还算不错的，在外地的就比较惨了，抓“修正主义”的一抓就抓到他们，他们受了很多磨难。那时好多人来调查我，总问我谁是特务，我说哪有那么多特务啊。总让我揭发别人，逼着我写大字报，我也写不出来啊，就这样写了好几个月的材料。这些留苏学生里有自杀的，也有疯的，好在后来都逐渐被平反了。

　　文革时我把大部分在苏的信、照片、书和音乐制品都一把火烧了，所以现在留下来的几乎只是回忆。

　　“很多人都认命了，我就是不认”

　　周复华：1959年以黄冈中学状元的成绩考入第一志愿北京大学俄语系。毕业后正逢中苏关系降温，其间无数次想要重走俄语路。

　　总有朋友说周复华学俄语可惜了，如果早年是学英语，发展一定今非昔比。他苦笑道，那怎么办，总不能一辈子生活在悔恨之中吧，只能既来之则安之。

　　周复华细心保存着当年去俄罗斯带回来的一切特色品，他津津乐道地向记者展示一张在步行街上画的自画像 刚从小学放学的孙子走过碰巧看到，毫不客气地评价：真难看。周复华哈哈大笑之后感叹道，“其实很少有人能理解我们的苏联情结。”

　　1959年我以黄冈中学高考状元的成绩被第一志愿北大俄语系录取。我所有志愿都填的俄语，自己都说不清怎么会对俄语有这么深的感情。北大是苏联专家授课，我是农村来的，从没见过洋人，虽然之前在黄冈中学已经学过6年俄语，但苏联老师一靠近，我还是紧张得微微发抖。

　　刚入学时中苏关系还相当的好，前几届俄语学生都供不应求，都被招去当翻译了。大三开始中苏关系发生变化，开始我们还不知道，那时中苏反修大论战，从南斯拉夫开始批判铁托，讨论愈演愈烈，后来才知道原来反修的对象不是南斯拉夫，而是苏联。知道真相后我们都惊呆了，全系几乎讨论了一夜。大家都不相信怎么会是苏联呢，不是一直叫老大哥，一直友好吗。后来两国关系逐步降温，我们也没办法，都已经学到这份上了，只能等待命运的安排。

　　毕业时我和另外一个同学被分配到天津，在最热闹的交通饭店两层都挤满了毕业生。负责人跟我说，北大只有两个俄语毕业生，给谁不给谁啊，这意思是说我们很抢手。结果等了一个月也没结果，才得到回话说你们分不出去，俄语已经不吃香了。北大俄语系在全国是数一数二的，30个学生全部是来自各地的状元，憧憬做外交官的我们毕业分配时的情况却都如此不尽人意。少部分人分配到中央机关，更多的是进了教育口当老师。

　　我被分到天津汉沽一中当老师，后来才知道这是天津最偏最穷的一个地区，穷到只有一条马路，一个澡堂，一个电影院，一家医院，一所中学。我去报到时，连当地人都不知道我为什么去这么个地方，当时我心里就凉了。我是10月17号报道的，听了一天课，22号就直接上课了，教初中俄语。我记得特清楚，头一天是原子弹爆炸，第二天是赫鲁晓夫下台，第三天是我上班。刚开始工作时心理落差一直没调整过来，闷闷不乐了很长一段时间。

　　俄语教了不到两年，文革一开始课就全面停了，俄语也不例外，之后不久就彻底取消了。校领导暑假中突然通知让我们下学期教英语，我们真是一点准备都没有，不但以前没学过，连课本也没有。幸运的是那时电视开始进入大家的生活，电视上有英语教学，我们就从字母和音标开始一点点学起，边学再边教给学生。还好，文革时教英语也简单，“毛主席万岁”就是一课。那时靠俄语吃饭的人都纷纷转了行，我觉得自己还没有给北大丢脸，因为在考验前没趴下。后来回北大时老师说我还算不错的，有的人干脆直接卖鱼去了，你毕竟还在教育口。

　　从60年代开始一直教英语到现在，但我对俄语的心却一直未死。我做过书面翻译，把翻译好的豆腐块文章投到各个有可能发表的报纸。还花了好多钱订了一套苏联原版杂志。看到有公司招翻译，我也接二连三地写信过去，但就是没人理我。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招聘上都有一条规定 在职中小学老师除外。教师是当时收入最低的一个行业，这正是为了控制中小学老师流失而做的规定。

　　80年代中期有一段时间，国家要求三北地区(东北西北华北)15%的学校要重开俄语班。我们学校也开了一个班，我得到消息兴奋极了，早早买好了黑板，准备好了必要的卡片，书也订好了。突然天津教育局长换人了，政策不再坚持，再加上开设俄语班有很多困难，师资力量跟不上，高中和大学的配套衔接不到位，就不了了之了。

　　1992年开始，中俄边境贸易火起来了，我看到那边急需俄语人才，自己在这边却无用武之地，就暗暗动了心，开始给绥芬河等五个边境政府写信。我条件不高，暑假两个月时间，不要工资，只要解决吃住和来回交通费用。绥芬河7月7日发来电报让我到人事局报道，那天我正送学生去高考，收到电报高兴得不得了。

　　那年正好我教龄29年，再过1年就可以评选高级职称了，校方让我写一个报告，在评上高级职称的两年里不许离开学校。我大笔一挥就写了，因为我肯定是要回来的。我借了200块钱，带上粮票和一本俄语书上路了，我对自己说从今天起忘掉英语，捡起俄语。其实28年没用的俄语真担心捡不起来了。到了那边我才知道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我不但听得懂，还被俄罗斯人夸说得地道。那当然了，绥芬河满大街都写着3个月速成俄语班的小广告，要知道我们那时光发音就学了3个月。虽然以前没做过生意，但我学得很快，用不了多久就掌握了诀窍帮公司赚了不少钱，每天要翻译厚厚的合同，虽然累但心里开心。

　　快开学了，公司不放我走，我给校长、区长、教育局局长写信请示停薪留职再延长一段时间，但谁也不给我回音。直到我爱人带着孩子来找我，才知道原来学校已经下了决定，如果我不在开学前回来就取消30年教龄和高级职称资格。我连夜往回赶，行李还被公司扣着，但还是晚了几天。什么都没了，连课也不让我上，工资也不发。校长后来告诉我：不给你回信是因为拿不准上面对改革开放什么精神，如果我回信说不允许你走，也许将来就犯错误了。

　　后来我去了塘沽一家公司做翻译，马上准备去俄罗斯了，就到学校这边办了病退，提前退休了。我是当年汉沽区第一个跳槽的人，轰动了全区。我走后学校里有两种声音，一种认为我敢闯，为了自己的兴趣爱好豁出去了，还有一种认为我傻。

　　当年像我这样的人很多，但很多人都认命让步了，但我就是不认，我苦学了俄语这么多年，不用太可惜了。只可惜好时候来时我年纪大了，如果再倒退十年，我绝不会是这样，我可能直接就去俄罗斯工作了。

　　“苏联老歌是现在俄罗斯人喝醉酒才唱的”

　　姚光岩：1943年生于辽宁。目前正为出版第三本俄罗斯新歌集而四处奔走。

　　第一次见姚光岩，是在北京安定门附近一家地下招待所里，不足五平米的小房间里，摆满了他从大连背过来的上百幅放大的照片和他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淘回来的俄罗斯照片集。狭小的空间并不影响他东北人豪爽的笑声和不时随口唱出的俄语歌曲。在这里他已经住了近两个月，他想趁俄罗斯文化年之际为自己新歌集的出版再努力一次，而四处碰壁对他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

　　再见他是在周日下午阳光明媚熙熙攘攘的北京景山公园里，他拿着自己的歌曲集指挥着一群初次相识的俄语歌曲爱好者唱着俄罗斯新歌。他高声用俄语唱着，声情并茂，并向围观的人们不厌其烦的解释着歌词大意和产生背景。人群里有人喊，唱首《喀秋莎》，姚光岩不为所动，一会后人群渐渐散开了。“苏联老歌是现在俄罗斯人喝醉酒才唱的，我要做的就是把新歌推广给大家，我要引领大家往前走。”

　　从我15岁起全东北就到处是俄语环境了，我高中开始学俄语，那时受了苏联文化很大的影响。老家虽然是农村，但县文化馆有苏中友好杂志以及原版苏联画报，8开纸的大彩页特别漂亮，每月一本，我业余时间都在看。苏联太好了，国家那么漂亮，我们特别向往。后来我到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继续学习俄语，1968年分配方案是四个面向，面向基层、农村、边疆、工厂。我那时政治条件挺好，本可以去沈阳拖拉机场，离我家只有200里路，我把这个机会让给北京的同学了，自己选择去了新疆，我不去别人也得去啊。我们那时的思想境界真的很高，不在乎自己受了多少苦，很理想化。

　　1990年，我到大连外国语学院学习俄语口语，并给自己取名瓦西里·伊万诺夫。那时学俄语重视书写，不会口语，见到俄罗斯人干着急就是说不出。

　　现在，我似乎一下子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孔夫子讲50岁知天命，48岁的我终于豁然开朗。俄语和俄语歌曲是最适合我的，搞俄语的人成千上万,但大都不懂音乐,搞音乐的人又不懂俄语。而我12岁识谱过关,上学编过歌剧,在新疆12年学会演奏维吾尔乐器热瓦甫。

　　后来我创办俄语角活动，并创建大连民间俄语合唱团，一下子点燃了大连市民演唱俄罗斯歌曲之火。开始有四十多人踊跃参加,随着中俄边境贸易降温，也曾出现过只剩下几个人的最低点。

　　合唱团没有固定的训练场所,每周日下午的训练都在免费的公园和街道活动室。团员大部分是退休的妇女，有些有俄文基础，但大部分是跟着我从头学起的。至今我们已经演出了十几场，在大连各大广场上，穿着我们自己制作的服装，特别像样。1999年我们应邀赴沈阳为俄罗斯驻沈阳总领馆举办专场音乐会，获得巨大成功。

　　不过团里人员的流动性很大,从1995年至今,团里来来往往已有600人次。很多人都很忙，有来看看就走的,也有很坚定的留下的，更多的是觉得远就不来了。大连现在有6个俄语合唱团,好几个合唱团的团长都是我以前团里的骨干。

　　慢慢的我不满足于唱老苏联歌曲了，我有了到俄罗斯搜集新歌的愿望。1999年，我赴俄一所大学讲授汉语一年，暑假专程赴莫斯科、圣彼得堡进行考察。我在俄参加四个民间合唱团活动,时间排得很满。和他们一起唱，大书店几乎都转遍了,买书，请教音乐家。2003年和2004年我出了两本新歌集，目前正在准备出第三本。

　　北京景山公园这个点也是我很看重的一块阵地，希望能由此来培养北京的市民演唱俄罗斯歌曲。但是景山5块钱的门票很贵，人员流动性又大，上次我登记的人这次都没有来，无法形成固定的团体。最难受的是，我在景山不旦一本歌曲集都没卖出去，还丢了一本，弄得我不想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