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文坛，有一个独特的小说家不容忽视：麦家。他以十年时间磨出的一“剑”：《解密》，和其姊妹篇《暗算》，像一束斜刺或暗标一样，令人惊喜又惊恐地插在当今日益平庸媚艳的文坛上，成了当代中国小说界一个不可复制的异数。前不久，他出版了新作《军事》，更加彰显了他热衷于纸上谈“兵”，善于破译解码的偏执和智性。
《军事》谈的是“兵”道、“军”事，关注的却是普泛的世道人心；难能可贵的是，麦家并没有扯着人性的大旗，直奔现在流行的小说获奖标准而去。在太多的作家直白而简单地去剖析人性、甚至是苛求人性的时候，麦家的尝试有点反其道而行之，麦家不厌其烦地考察人性所处的各种秩序；这些秩序包括人际关系的秩序，也包括非人际关系的秩序。有人喜欢用体制这个词，我倒宁愿选择秩序一词去揣度麦家的小说用意，“体制”属于政治学范式，滥用“体制”一词，容易把文学导向万劫不复的深渊；而“秩序”兼具历史学的静态感与动态感。“体制”像旗帜一样到处飘扬，倒像是个“虚”词，“秩序”则是个无所不在的“实”词，“秩序”存在于存在之中。
《军事》中收入的《十面埋伏》等作品正是从各种秩序中去关照各式人心态势，人的善与恶从来都是有条件的善与恶——我想，麦家心里一定对这样的道理了如明镜。与军事相关的题材虽然能满足读者的部分猎奇心理，但是题材并没有喧宾夺主，反而为小说整体的艺术价值锦上添花。上个世纪40年代以来，以军事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并不少见，落入某种既定的话语圈套中的作品是数不胜数。不拘泥于人心的狭义书写，考察爱与怕、善与恶的条件性，这使麦家的小说跳出了单纯军事题材的先天局限，打破了军事题材书写的历史宿命，从而具备了更阔大更高远的小说世界观。
《军事》其实是一个解码的过程，上部命名为“集合”，收入《十面埋伏》、《谁来阻挡》、《出了毛病》、《第二种败》，下部命名为“解散”，收入《农村兵马三》、《两位富阳姑娘》、《既温情又凄惨》、《五月鲜花开遍原野》。我们既可以把《军事》理解为中篇、短篇小说作品集，也可以把《军事》理解成一个长篇小说，一个关于“集合”又“解散”的阿今的长篇小说，无数个被秩序异化了的阿今，就是作者的小部队，作者絮絮叨叨地讲述了阿今的系列故事，他们“活活得不松坦，别别扭扭，愁眉苦脸；死死得不痛快，不荣光，不其所”。
《十面埋伏》想象了一种无边无际的“怕”，除了老Z，“我”没有见过不怕的人。《十面埋伏》的主体部分是讲五个人挤在一间斗大的、拥挤的、嘈杂的、光线不足的办公室里头，互相害怕、互相猜疑、互相提防、互相牵制的情形。可是老Z已经消失了，作者于是把五个人的“怕”推而广之，细细地描写人如何“活着怕、死后也怕”，活着怕自己的世俗欲望得不到满足，死后怕进不了阴间怕被人盗墓。作者写世俗琐碎的“怕”，也许在引导读者思考：“办公室”这个载体使世俗的“怕”走向变异，或者说，“办公室”就像一个城堡，“办公室”这个载体本身更让人害怕。《谁来阻挡》、《出了毛病》暗喻了信仰与意义的塌陷，似乎所有的一切都扑了个空，作者却捕捉到了“扑”这个动作的永恒性。《农村兵马三》讲述了一个农村兵由心灵到身体的变异，“办公室”也许有其天然的拒绝性。秩序像审查处女膜一样荒谬，这也许是《两个富阳姑娘》要告诉读者的。
这些故事，读来读去、绕来绕去，读者会发现，原来那都是人心的弯弯道道，这些弯弯道道，恰恰是我们自己亲手打造的我们必经的羊肠小道、盘山公路，无论是宽路还是窄道，无人能避开它，无人能开辟出第二条道路。基于这一发现，你我内心的沮丧将不亚于孙悟空的沮丧——一个筋斗翻十万八千里路，却发现自己还是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对弯弯道道的考察，既是对秩序奇异的想象，也是对秩序诡异的暗示，也许，人心与秩序早就阴阳合一、雌雄同体。
麦家一路解码，解到最后，他却告诉读者：有些码，是无解的；生活的某些方程式，也是无解的。无法破解，但是存在。作者提出了问题，但他没有责任也没有能力去解决，麦家懂得世界的局限。如果秩序确实无所不在，那么有谁不是活在“十面埋伏”之中呢？！
麦家的伤感隐于文字深处，不通过奢糜花哨显摆招摇，不作“惆怅此情难寄”，偶而洒几“滴”阳光存几分宽恕，比如说《五月鲜花开遍原野》，铁汉有铁汉的柔情，作家有作家的仁慈。在当今文坛，麦家的文字是少有的干净利落。
他的文字有“齐步走”的从容冷静，又有“正步走”的健美感性，他的语言似乎对浮华艳丽的隐喻有一种天然的免疫力，他的故弄玄虚不是靠文字的花哨弄出来的，而是靠他偏执而独到的智慧、靠他把不是故事的东西讲成故事的卓越能力弄出来的，这也是我推崇麦家小说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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