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悔录》 刘兆林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创作又繁荣起来。但这个时段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与此前的同类题材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现代文学史中，鲁迅、茅盾、巴金、郁达夫、张天翼、丁玲、路翎等，都创作或塑造了不同的知识分子形象，这些形象，或是张显个人主义，倡导民主自由，意在开启民智；或是表达在大变革时期知识分子的苦闷彷徨，揭示这个阶层的软弱矛盾；或是书写知识分子在历史紧要关头作出选择时的犹疑不决……，知识分子的形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真是万花纷呈丰富又生动。这与那个时期知识分子的自由和独立性相关。进入共和国之后，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获得了存在的合法性，但这个阶层的不洁、可疑和问题，仿佛是与生俱来的。于是，对他们的整肃、改造就成为一个“长期的任务”被坚持下来。进入80年代，这个阶层从炼狱中再生，痛述苦难和表达忠贞是这个题材写作的基本诉求。我们在大墙内外、旷野边地，看到的到处都是“忠亦诚”坚贞的身影。事过境迁之后，这些“忠诚”的“知识分子”们似乎已被彻底忘记。

        上个世纪末，准确地说是自《废都》始，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又一次被改写：在市场经济或商业霸权主义的支配下，知识分子优越的精神地位开始塌陷，他们明显地感到了不适。庄之蝶的精神破产，形象地阐释了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的精神地位和心理状态。当然，《废都》也从某种程度上真实地表达或揭示了知识分子的复杂性或先天缺陷。它当时引起的广泛争论还集中在道德层面，这也反映了批评界眼光和视野的局限。但此后，关于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繁荣则是不争的事实：《高老庄》《经典关系》《作女》《我的生活质量》《桃李》《所谓教授》等等，都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生存或精神状态。它的丰富性和生动性大概也只有五四时代可以比较。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发现，丧失了启蒙话语之后的知识分子，认同了各种文化或世风。做官和经商是他们普遍的选择，即便生活在院校做了教授的知识分子们，也试图最大限度获取现实利益。他们曾经热衷的启蒙、人道主义、国家民族等大叙事已经为购车、购房、博士点、一级学科、学科基地、科研经费等小叙事所置换。因此，谁是今天的知识分子从来也没有像当下这样被严峻地提出。

         现在，我们又看到了一部以知识分子为题材的长篇小说，这就是刘兆林先生的《不悔录》。刘兆林在80年代的军旅文学创作中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他的《啊，索伦河谷的枪声》《热闹雪国镇》《父亲祭》等作品曾被传诵一时。后来，他做了一个省作家协会的主要领导。事务性的工作使他必须以创作的代价来支付，因而较长一段时间，文坛逐渐消失了他以小说作品发出的声音。但刘兆林显然在工作和散文随笔写作之余，做着可能的创作准备。

       《不悔录》以“自叙传”的写法，生动幽默并带有反讽意味地叙述了作家柳直进入不惑之年到“作协”一年间的特殊经历与心路历程，主要是他同“作协”主要领导和与“作协”相关的人与事的微妙关系。它的主要人物是“作协”副主席柳直和“作协”党组书记盛委、作协主席铁树。但这些主要领导们、特别是书记和主席，每天做的和想的基本是权力斗争，副主席柳直也只能是忙于应付毫不重要的琐屑事物和在书记、主席间的周旋。这些主要领导对高低之争感兴趣，他们最不关心的大概就是文学创作了。这些人无论在“作协”内外，基本不谈文学。书记和主席间是互相诋毁甚至公开表示不睦；副主席柳直也不是有自信心和正义感与鲜明立场的作家。在“开舞会”、“发稿件”、“选作协新大楼地址”、“换届”等所谓的“主要工作”中，他们各怀心腹事，勾心斗角、恩恩怨怨。“作协”的日常生活和特殊时期的没落状态被刻画的跃然纸上淋漓尽致。在《不悔录》中，竞没有看到一个作家写作或作协出面认真讨论一部作品。因此，这部长篇小说的主要价值或意义，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揭示了作家或知识分子，在权力体制中逐渐暴露出或被诱发出的丑陋和病态。他们丧失了文学的想像力甚至创作热情，却膨胀了比普通人还要丑陋的权欲。但它却不是以喜剧或漫画的方式表达的，它虽不乏幽默与反讽，却是传统的现实主义方法。

        作品客观地呈现了几个典型人物，叙述者虽然没有对“作协现象”直接地作出批判，但他通过主人公不乏自审意识地对“作协”特殊时期日常状态的客观描写，已经隐含了他批判的立场。他在最后一语双关地看到了“曙光”，即表明了他不悔的希望与批判态度。因此，《不悔录》以小说的方式再次提出了体制以及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的真问题，它的叙述貌似平和，但却有绵里藏针、震慑人心的艺术力量。我可以肯定的是，这是当下关于知识分子题材以及体制问题最重要的小说之一，它一定会引起读者和批评界的广泛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