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爱读一些与中国现代史有关的传记、回忆录、史论等翻译著作。文学翻译之难，难在风格的把握和韵味的体现，历史著作的翻译则另有其难。难在译者历史修养的准备，难在对史实、固定名称的了解，译者稍有不慎或疏于翻阅工具书，必然会漏洞百出。在这些年的阅读中，时常有翻译得十分精彩的著作，让人既能满足获取知识的需要，复有美文阅读的享受，如董乐山先生翻译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江枫先生翻译史沫特莱的《中国的战歌》，叶笃庄先生翻译格兰姆·贝克的《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等。
这两年，读过好几本与美国记者白修德(Theodore White)有关的书，白修德是中文名字。白修德是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哈佛大学的第一位弟子。他本来想研究中国历史，但费正清却认为白修德身上具有与斯诺相同的记者素质，便建议他与其当一名历史学者，还不如做一名出色的记者。于是，带着费正清的推荐信，白修德于1939年走进重庆，开始了他的新闻生涯。后来，白修德在六十、七十年代又以撰写《美国总统的诞生》系列著作而闻名于世，但从记者职业来说，中国却是他最初崭露头角的地方。作为《时代》周刊的特派记者，他在这里工作了将近八年，他成了中国抗战、特别是重庆时期中国历史的重要目击者、记录者。可以说，继斯诺之后，白修德是又一位与中国关系密切、有着重要影响的美国记者。
颇有兴趣地买来《新闻与幻象——白修德传》([美]乔伊斯·霍夫曼著，胡友珍、马碧英译，新华出版社出版)一书，却感到十分失望。文字的不顺畅、不讲究姑且不说，仅专用名词等方面的翻译，就存在着明显的错误。
先说简单之错。名称难免有多种译法，但一般采取约定俗成的说法为上策。如外国人有中文名字似乎应采用中文名字，《新闻与幻象》一书在这方面颇不讲究。如：
第32页：“赛珍珠的《好土地》”——通常译成《大地》。
第32页的哈罗德·艾萨克与第75页的哈罗德·艾萨克斯，译名前后不一，但应是同一个人。他的中文名字为伊罗生，是美国记者，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在上海与鲁迅、宋庆龄来往密切，曾在鲁迅帮助下编辑和翻译新文学小说集《草鞋脚》。
第51页的“艾米莉·哈恩”，其中文名字为“项美丽”，上世纪三十年代来到上海的美国女作家，曾与诗人邵洵美交往甚密，曾著有《宋氏姐妹》、《我与中国》等书。
第61页：“兰登姆出版社”——通常译成兰登书屋。
第62页：“斯诺创作的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书《中国的红星》”——斯诺的作品早成名著，其译名或为《西行漫记》，或为《红星照耀中国》，这里则译成《中国的红星》。
第83页的“塞维斯”在95页成了“塞尔维斯”，应是同一人，即美国驻华使馆的一名官员，其中文名字是谢伟思，以倾向于延安而著称。
另有刊物译名前后不统一，第80页的《新共和》周刊，到第106、107页又写成《新共和国》周刊，应是同一刊物。忽而《时代》周刊，忽而《生活周刊》，“周刊”二字的位置似应都置于括号外。在第98页，竟出现“《时代·生活》编辑”，让人生疑，到底是一个刊物还是两个刊物？
下面一些表述错误更难以理解。
第31页，“白修德于1939年初抵达中国，那一年在佛教历书上是兔年。”什么是“佛教历书”？兔年应是中国农历的生肖年之称。在第97页也写到“佛教的新年庆祝活动”，显然与中国民俗不符。
第35页，“1931年，满洲里建立了一个傀儡政府。”这里，显然是将“满洲里”与“满洲”混为一谈了。满洲里是东北的一个地名，而“满洲国”是日本扶植的溥仪任“皇帝”的傀儡政权。
第35页，在谈到新疆时有这样一句：“莫斯科控制了这里的石油和矿产资源，这个地区实质上成了苏联的缓冲国。”这里显然应将“缓冲国”译为“缓冲地”。
第49页，“蒋总司令的政府是一党制的独裁统治。他的人民政协并不比阿道夫·希特勒的帝国国会更具有代表性。”这里，“人民政协”显然是“国民参政会”之误。
第51页，“中国的总理、蒋的小舅子宋子文是白修德无比崇拜的人物。”宋子文担任的是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一职，此时无“总理”之称。
第52页，“在他结婚之后，白修德说宋还送给他一幅出自宋朝的官藏油画。”油画为西方舶来品，宋朝哪里会有什么“油画”？
以上是我在阅读之中发现的，顺手记录下来，兹供译者、出版社和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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