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著名作家，1952年出生于陕西丹凤县，1972年以偶然的机会进入西北大学中文系读书，毕业后任陕西人民出版社文学编辑。后任《长安》杂志小说编辑。1982年后从事专业创作。现为西安市文联主席、《美文》杂志主编、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作协陕西分会副主席。

　　主要作品

　　《兵娃》《姐妹本纪》《商州散记》《腊月·正月》《天狗》《晚唱》《爱的踪迹》《商州》《浮躁》《废都》《白夜》《秦腔》，自传体长篇《我是农民》等。

　　背景

　　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于4月8日宣布评选结果。“2005年度杰出作家”由贾平凹夺得，东西、李亚伟、徐晓、张新颖、李师江分别获得2005年度小说家、2005年度诗人、2005年度散文家、2005年度文学评论家、2005年度最具潜力新人等各项荣誉。

　　“华语文学传媒盛典”由《南方都市报》于2003年2月斥资设立，是国内第一个由大众传媒创设的文学年度评选，创立之初即因其鲜明的民间立场、透明的评选程序而备受瞩目，迄今已举办了三届。

　　授奖辞

　　贾平凹是当代中国持续写作的重要象征。他三十多年的写作历史，连同他不同凡响的创造力，自成一家的语言风范，富有争议的探索精神，成了当代文学稳步前行的缩影。他的作品既传统又现代，既写实又高远，憨厚朴拙的表情下藏着的往往是波澜万丈的心。他在灵魂的伤怀中寻求安妥，在生命的喟叹里审视记忆，他的写作，深刻地注解了生活世界和人心世界之间隐秘而复杂的关系。他在2005年度出版的《秦腔》，怀着对故土、对亲人的赤子之心，以谦卑、仁慈的写作伦理，细致、密实的叙事艺术，记述下了乡村社会动人心魄的变化，以及在这种变化中难以挽回的衰败、无地彷徨的哀伤。从“废都”到“废乡”的生命流转，贾平凹以一个作家的宽广和坚韧，出色地完成了对自我和世界的双重塑造。

　　书如同人一样，各有各的命运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以长篇小说《秦腔》获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的“2005年度杰出作家”，有何感想？

　　贾平凹（以下简称“贾”）：“华语文学传媒盛典”是一个影响非常大也非常好的文学活动，作家们都很看重它。它已颁发了三届，之前的大奖分别授予了史铁生、莫言、格非，他们三位都是了不起的作家，我向来敬重，但他们都比我年轻，他们的获奖使我惭愧。我没有想到这个荣誉有一天能授给我，因为第一届时我的小说《病相报告》也被推荐过，很快就被否决了。2005年我出版了《秦腔》，这部长篇虽获很多好评，但又有争议。我的作品一直有争议，几十年来几乎没停止过。当我看到这次的提名作家中有王蒙先生和牛汉先生，我对我能胜出就不抱指望了。王蒙和牛汉，那是多大的人物呀，庞然大物啊！所以，《秦腔》获这项荣誉出乎我的意料，这可能是我的幸运吧。

　　记：《秦腔》出版之后，一直有争议，如今由一个来自专家和民间的奖项，对它作出一个权威认定，你认为这是否可帮助读者重新认识《秦腔》中那些独特的文学品质，从而减少误读吗？

　　贾：书如同人一样，各有各的命运。《废都》是一个命运，《秦腔》是一个命运，这使我感慨良多。对《秦腔》的最大意见是说不好读。世上有好读的书，也有不好读的书，好读的书不一定是好书，不好读的书不一定就是不好的书。这些年人们似乎喜欢读故事性强的书，也习惯了这种阅读，但我却不愿意把书写得太顺溜太热情太煽情。《秦腔》的题材和我要表达的东西靠一个或几个故事的叙写是难以完成的，如何将中国农村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农民的生存状况呈现出来？如何饱满地传达出时代的情绪？如何在近50万字的篇幅中以散文的笔调使节奏沉着舒缓？如何使现代小说的诸多元素不露痕迹地化解于传统的叙述中？这些费去了我很大心血。可以说，我个人喜欢这个小说，因为太喜欢吧，在书写时就不顾及别人的阅读感受了。写《秦腔》我是沉重的、惊恐的，写的过程中我又是语言的狂欢者，有点一意孤行。

　　它出版后，我的最大欣慰有三点：一、文学圈子里给了好的肯定；二、我的家乡人没有异议，他们说我没有忘记他们；三、发行了21万册。但“读不懂”、“不好读”、“难读进去”的意见是不少。所以说，这次来自专家和民间的认定，对《秦腔》来说是一个大好事，如果能起到对一些读者的导读作用，那我就要念佛了！

　　故乡记忆完整保留在我脑海里

　　记：你的小说中，一直有一个“回乡”的潜在主题，《秦腔》最明显、也是最后的一次吗？有了《秦腔》，你觉得自己对故乡记忆有了一个完整而沉重的交代吗？

　　贾：有什么样的生存经验，必然写什么样的作品。我的小说，绝大多数是写农村的现实生活。以前的作品里，城市和农村总是对立的，在城市里受了委屈受到了挫折就想“回”农村，农村成了精神的退缩地，又成了向往中的虚幻乐园。我当初是想尽办法要离开农村，可在城市里生活了那么些年，总是受伤，总是太累，曾经说过“苦难在乡下，快乐又总在苦难中”的话。但社会在一天天变化，到了现在，农村已不是过去的农村。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不是过去的我了，认识肯定不一样了。试问陶渊明的田园风光还存在吗？告老还乡还是一种现象吗？对于一个人来讲，故乡的真正存在是以父母的存在而存在的。我的父亲去世后，我将母亲接到了城里生活，我虽然也常回乡，但回去已经不踏实了。农村的现状使我很痛苦，土地锐减，劳力出走，人气不聚，已不是我记忆中的景象。这可能是正常的，城市化的进程中必然会出现这种情况。现在国家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是国策，我很振奋，但我也清楚，即使建成了，那也不是我记忆中的故乡了。城乡已不再那么分离，农民市民也已混杂，真正的故乡在消失。但是，我毕竟是过来人，故乡记忆完整地保留在脑海里，可以说，《秦腔》是我对故乡记忆的一个彻底的交代，若不这样，死不甘心啊。我已不是血气方刚的青年，50多岁了，逢到这样一个社会发生巨变的时期，我确实感到生命的短促，命运无法把握，人太渺小了，一生又干不了几件事。人常说灵魂安妥，灵魂是难以安妥的；人常说生命要大自在，又怎么能大自在呢？以一部小说把记忆中的故乡作个交代，其实也只是不堪回首的一种交代，是一个个体生命过程中的无奈交代。

　　书斋化对作家不是好事

　　记：很多作家成名之后，是越写越自信，而你却有越写越不自信的感觉。这种对写作的警觉从来就有？或者成就越大才越强烈？

　　贾：我不了解别人的写作状况。我在初学写作时没自信，写出了一些作品并受到好评时，也有过一段时期的自信，觉得自己什么都可以写，完全依仗自己的才华，结果写出来的东西总是重复的，没有实货。个人能力毕竟是有限的，生活的积累也有挖尽的时候，书斋化对于一个作家不是好事。中国作家写到一定程度，容易有掌声和鲜花，但可能年龄已长，是越写越不知道怎么写。从上世纪90年代后，我感觉自己好像慢慢懂得怎么写作了，而写着写着又惶恐不已。过了50岁，有时来了写作冲动，琢磨琢磨就不敢下笔了，许多要写的东西只好放下。《秦腔》的写作就是这样，不仅怎么写使自己犯难，还有一点，这部作品要写我的家族我的父辈，更是下笔惊恐。我年轻时产量高速度快呀，现在写什么都是改了又改，我也真恨自己。别人我不清楚，特别大的天才可能是永远自信的吧。

　　记：以你现在的心态，怎样定位《秦腔》在你个人写作史上的地位和意义？

　　贾：应该是我的重要作品吧。我说的重要作品的标志如同路边的树，在路转弯处的树那就是重要的树。如果以这个标准来定，我认为《商州初录》是重要的，《废都》是重要的，《秦腔》是重要的。我写作有个习惯，同样的思考和写法一般有一组，这一组写过了，就想变变，这些重要的作品就是变的作品。《秦腔》的感情成分比别的作品强烈，写法中的沉稳也比别的作品要好一些。也可以说，《秦腔》耗去我的东西太多，写完后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也同时有空虚感。

　　文坛的巨大淘汰率一直压迫着我

　　记：你的小说历来好看，读者众多，可《秦腔》放弃核心情节、核心人物的写法，给一些读者带来了阅读困难，这种转变是有意的探索，还是你的内容决定你只能有这种写法？

　　贾：我的写作是在传统文学影响下起步的，而且起点很低，一步步在学习，在极力突破自己，文坛的巨大淘汰率一直在压迫着我。《秦腔》这种写法，当然有题材的决定，更有我的有意为之。我十数年来主张文学观念改变，就是在作品的境界上学习借鉴西方现代文学，但在形式上要有民族作派。对于西方现代文学大量涌入，对于年轻作家新锐的写作，我是极度关注，努力去理解和学习的。但如何结合西方现代的东西，又写出有自己的民族生活、民族情绪、民族趣味的作品，我费了许多劲。有过失败，也曾不被人注意，甚至误读。我的好处就是有韧劲。

　　《秦腔》在表面上很传统，但骨子里应该是现代的，只要慢慢读，读进去，就能发现我的用心和变化。当然，消费时代的人喜欢读故事性强的作品，而放弃核心情节、核心人物的写法我清楚有冒险性，会给一些读者带来阅读困难，但我不能放弃我的追求和探索。

　　记：在写作过程中有困惑吗？

　　贾：也困惑过，所以有过几次大的修改，甚至写完后曾经想不拿出去发表，后来在几个朋友鼓动下才拿了出来。我虽然写的是日常生活，但写得很忘我，有时完全被语言的狂欢所控制，很兴奋很兴奋。有时有朋友来访，我都是把写出的某部分篇章强迫着念给他们听。我写的时候从来没感到艰涩，那很有趣呀。我见过一些人读书，总是不停地翻着看，这使我这样的作者很痛苦，读书怎么能那样读呢？

　　关注现实是我的生存经验决定的

　　记：有人说，从《秦腔》的出版和传播可以看出，这个时代的读者对文学正在失去阅读耐心，他们对小说的唯一要求就是要“好看”。对此，你怎么办？

　　贾：眼下的作家和读者是什么关系，我无法确定。阅读耐心的失去，对作家当然是巨大的打击，我们寄希望于文学的复兴，也得看到，文坛上再难以产生托尔斯泰那样的人了。写作将出现严重分化，一个作家，得重新定位你给什么人写作。如果世上不灭绝文学，真正的文学作品还是有人读的。无论有各种蔬菜，各种水果，各种营养品，米和面到底是主食么。至于我以后的写作，我会尽量写得“好看些”，但我不会为好看而去好看，因为我年龄大了，许多东西也难以改变，也还自信仍有相当的读者。万一读者都离我而去，那我写了东西就自己看——其实，我的写作从来都是先给自己写的，写的时候只考虑自己的感受。不能出版，或许就不写了，去弄书画吧。话说到这里，我想说这么一层意思，《尤利西斯》现在不是仍有人读吗？《红楼梦》不是还很热吗？不是单怪责文学作品没人读了，没耐心读了，还要问问，我们的作品写得怎么样呢？不关痛痒的作品，粗糙的作品，没人读是活该的。

　　记：你觉得自己倾注在《秦腔》中的哪一些努力还没有引起评论家的注意？又有哪一些误读让你难以释怀？

　　贾：在数次研讨会上，许多发言我听了，如一下子被点中了穴位，我为能被理解而感动。比如李敬泽说的“《秦腔》有一个巨大的沉默的层面，甚至我认为它的主题就是沉默”，比如陈晓明说到“乡土中国叙事的终结”问题。当然，主题方面的话题谈得很多，但是我为什么写这部书，我弥漫于书中的情绪，这些情绪折射了什么，并没有过多引起注意。还有我之所以用没有核心情节、核心人物的这种写法，而如何将日常生活组织起五十万字，节奏上、气息上的用功也很少人谈及。

　　至于说哪一些误读让我难以释怀，我总觉得，它并不艰涩呀，怎么就不好读呢？读我散文的读者很多，从来没人说不好读呀，我正是以散文的舒缓和文笔写的，只是写得长了些呀，怎么就不好读呢？

　　记：《秦腔》动用了你对生活的大量储备，你也坦言之后要休整一段时间，现在已有较清晰的写作规划了吗？

　　贾：《秦腔》之后，我真得补充很多东西了。这一年多来，除了一些活动和日常杂事外，我在读书，乱读一气，也试着去了解我故乡的农民进城打工后的状况。这个领域我以前并不太了解，了解后真是太丰富了！我计划写写他们。关注现实是由我的生存经验决定的，可能是我的宿命。

　　记：听说《秦腔》要拍电视剧了，这是你的长篇小说第一次被改编成电视剧吗？你觉得电视剧这种形式能否把握好《秦腔》的主旨？

　　贾：我是没有触过电的，一是没能力，二是搞影视太费时。我以前的中短篇被改编成几部电影，都是被人买去版权我就不过问了。《秦腔》有好多影视公司来谈过，人家都提出让我来改，我拒绝了。一家公司准备搞电视剧，几乎一切都谈妥了，后来人家考虑到现在拍农村题材很难赚钱，又要求在剧本里加他们要加的内容，这让我极为难，最后就泡汤了。从内心讲，没有弄成，我可能在经济上有些损失。但我也庆幸没弄成，《秦腔》是难改编的，弄得不好就什么也不是了。

　　记：这个时代媒体如此发达，世界如此喧嚣，作家的角色定位正在发生变化，你在调整自己的位置吗？

　　贾：没有。怎么调整呢？我觉得我还行吧。再说，我还能干什么呢？什么也干不了呀。我的性格本来有缺陷，不会经济，不会交际。只要还能温饱，我就写作到写不动的时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