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锋杰先生的《想像张爱玲：关于张爱玲的阅读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6月版），是一部论述张爱玲研究史的力作。本文意旨不在评价该书，只是试图澄清其中的一处细节。该书第一章转引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中称《金锁记》“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一句，下有注释云：“我认同‘猎人日记’应为‘狂人日记’之误印的说法。当时论张，将其与鲁迅相联系，已有胡兰成。只因后来的流行意识形态排斥一切，才在过分纯洁化的过程中压抑了张爱玲与鲁迅关系这类话语。邵迎建认为‘猎人日记’非‘狂人日记’（《传奇文学与流言人生》201页）。我不取此说。”
那么，傅雷原文中到底是“狂人日记”还是“猎人日记”呢？
在已出版的傅雷著作及相关资料中，一律作“猎人日记”；在关于张爱玲的数十种研究论著和资料集中，则多为“狂人日记”。有研究者还由此立论，比较《金锁记》与《狂人日记》，进而比较张爱玲与鲁迅。对于“狂人日记”一说，除了上述邵迎建书中有不同的看法，仅见余斌《张爱玲传》中表示过疑惑。其脚注称“此处《狂人日记》不知是指鲁迅的还是果戈里的”，这是隐约地感觉到用鲁迅的那篇小说作比不太合适。
仔细揣摩傅雷的原文便可发现，若是“狂人日记”，整个句子似乎不太通顺。鲁迅的《狂人日记》虽为小说，故事性却并非其优势。用其中的“某些故事”作为评估艺术价值的参照系，与理不通。而“风味”一词虽与“风格”的意思相近，可说《狂人日记》有“风味”，有一定语感的读者，不免会觉得别扭。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又译《猎人笔记》）是一部小说集，其中自然有“某些故事”。屠氏小说具备诗的情调和特色，与《金锁记》的抒情风格正相吻合，均可用“风味”来形容。
再说，傅雷是一位独具个性的艺术评论家，有着不同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见解。中国现代作家中，张爱玲之外，傅雷所推崇的惟有老舍。这篇《论张爱玲的小说》原稿中就有一段批评巴金的话，当年在《万象》上发表时，被主编柯灵擅自删去，为此，傅雷还大发雷霆。至于鲁迅，现存所有傅雷的文字都未见提及，不好妄加猜测。除了早年译过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傅雷也没有译过他的小说。但包括屠格涅夫在内的十九世纪欧洲小说，像古希腊的雕塑、文艺复兴的绘画一样，是傅雷心目中艺术境界的最高典范。因此，了解傅雷艺术趣味的人，不会怀疑用“猎人日记”作比附有什么不妥。
然而，张爱玲的研究者和爱好者，绝大部分都认为应该是、或宁愿相信是“狂人日记”。究其原因主要有二：其一，张爱玲长期受到文学史的冷落，欲为其争得与鲁迅齐名的地位，便有意将两人并列比较。其二，将《金锁记》与《狂人日记》对照阅读，的确能够发现二者之间有一些“可比性”。但这些理由都是“后设”的，不足以证明傅雷本意就是如此。
要知道傅雷的原文究竟如何，其实翻一下《万象》原刊即可。《万象》1944年5月号第53页上，赫然印着的是“猎人日记”，而且“猎”字是繁体，与“狂”字的字形相去甚远。如果傅雷本人未作订正，无论如何不能想当然地认为“猎人日记”是“狂人日记”之误印。剩下的可能性是，从《万象》上转录《论张爱玲的小说》一文时，有人不慎将“猎”字误植为“狂”字，后人不察，以讹传讹，才会出现“狂人日记”一说。
由此可见，是“狂人日记”还是“猎人日记”的问题，既关系到对张爱玲《金锁记》的评价，也关系到对傅雷文艺批评标准的理解，更关系到当今文学研究中的某种学风。据赵元任《忆寅恪》一文所记，陈寅恪当年在清华国学院常对人说：“你不把基本的材料弄清楚了，就急着要微言大义，所得的结论还是不可靠的。”针对今天的学术界，这样的告诫仍然是切中要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