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我写书快是事实，如《定是红楼梦里人》纪念名作家张爱玲的红学贡献，其撰稿实况是2004年3月18日开笔，到同年4月20日即已完稿。可证这个“快”字不算夸张。至于《我与胡适先生》则是本年2月22日开笔的，到我8月8日见到第一本样书，中间种种工序曲折，也只不过经历了六个月。这不能不说“快”，这是并无虚夸的了。

　　正因为“快”，有其利，必有其弊。弊在“快”并非主观愿望，一味希图多出快出，倒是写作习惯养成我不耐烦精细打磨，又限于目力、精力更难求其详备，于是荒疏挂漏，便不可免。但客观条件又不允许我“慢吞吞”地工作了，年龄太大了，往事多已迷落在记忆之外了。微细琐末，可由它去；若说到有些事值得一记的，若不乘时“抢救”，恐怕就要“忘光”——那就人所难知，终究是一种历史文化上的损失。故此，宁可不求详备完美，写一个“聊胜于无”的“荒草”或“半成品”式的“坯稿”，于心稍安。这种心态定邀仁人君子之朗察和体谅。

　　有趣的是：一面出书太“多”已有评论，可一面又有印者读者不断催问索要，而非我主观上以“多”为胜。若说本怀，也不妨略表一句，这就是我的几个子女、亲友从二、三年前就开始着手逐步编辑我的旧稿新编，为了纪念我的“红学历程六十周年”。而《我与胡适先生》这本书，我把此书的副标题定为“几番红史波澜，一段传奇故事”，自谓颇能表明我与胡适先生、与这部《甲戌本》的异样因缘，它记录了我的红学研究的起步和重要阶段的历程。

　　我与胡先生的交往，主题起因是“红学”讨论，这一点无待再言；然而中间的许多情状何似？历史背景又是怎样的？事隔五六十年，今日年龄不太大的读者学人，已难以尽明。如书中所叙诸端，可略摘一二为例：

　　那时，传世的八十回《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系统的古抄本还只有三部，即已残的《甲戌本》和大致齐全的《戚序本》、《庚辰本》。我向胡先生借得《甲戌》《戚序》二本后，渴求《庚辰》而不可得。在往来书札中留下了商议期待的痕迹。令人称奇的是他告知我：前一两年，有一部八十回抄本向藏书家兜售。

　　这是他人他处绝未见记述的珍贵线索。正巧，近年却发现《北师大本》，有人说此即《庚辰本》之照录本。其实由内中存在的大量异文来判明，它是《庚辰本》的同祖分支本，所以很有可能即是胡先生1948年7月20日信札中所提到的那部“兜售本”(而《庚辰本》从未兜售过)。

　　再如，我所借于胡先生的三部书各有下落，即：《甲戌本》于19 48年当年之冬完璧归赵，他后来携往海外，听说今已回到上海故地。二是《戚序本》，我用以校录了《庚辰本》的一切异文，未及归还，动乱中，被抄家掠走，并未归公，不知由谁私藏不出，至今未得水落石出。三是《四松堂集》手写本与刊本不尽相同，胡先生记忆中以为尚在我手，曾与台湾某人提及。这个疑案在拙著中亦得解开，真相始明：我托人带还胡先生，因故未能交到，却落到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其后又转归原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收藏。上面有胡先生题记，一切清清楚楚。这样，有人疑我私下“窝藏”了胡藏珍笈，遂成为一桩笑谈。这些小故事，不过举列以资“谈助”而已。

　　《我与胡适先生》这本书的真正意义价值，并不在此。这是研究“红学史”的来龙去脉的一部不可缺少的回忆录。简而要，真而切，没有了这，许多问题都是说解和“考证”所难以弄清的了。这其实是中华文化学术上的一项重要专门课题，故不可留下空白。

　　本书因篇幅所限，也有编录中匆忙疏漏，有些必宜附印以供征引的原始文献，却因未备而颇感遗憾。今亦只举一例于此，以供读者寻味玩索。

　　下面补录的乃是老同窗学友黄裳先生的一封旧札，其文云：

　　“……《脂砚》一文已由弟将其中最重要之第二节揭载《文汇报》磁力版，并已致函《燕京学报》洽商，谅无问题。该文载后江南读者大为震惊，皆以此为惊人发现，兹剪亦报一短文奉览。读者更多投函询及《证石头记》一稿，请《文汇报》商兄连载者，可见受人重视之一斑也。弟连日遇出版界友人，亦多商及此书出版事，尚无结果。苟能得吾兄原稿一读，当更易于着手也。《文汇报》近连续刊载论红长文，大有红学复兴之势，亦一胜事。俞平伯曾写两文，然渠未见燕大所藏脂评，所见不广，只论校刊字句尚细密耳。颇似恳兄将《证石头记》中最精彩之篇章行为小文，如大函所言，于弟所编之副刊上零碎发表之，当可获得江南读者之重视。北京文物局长郑振铎，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皆极熟悉之朋友，弟可致函介绍，公家如不能出版，开明书店当可出此书也。叶公人极温柔敦厚(与开明书店关系极深)，弟先附一函，兄进城时不妨往晤或可有些结果亦未可定也。小篇务希先惠数篇，以快先睹，不胜企盼。”

　　请看，一个分明的事实是：在《红楼梦新证》问世之先，早有一篇拙文引起了大江南北的“震惊”。黄裳所叙当日情景，生动真实，历历如在昨日笑谈中——而如今却罕有知者，怎不令人兴叹而至慨？脂砚斋究竟是谁？这个问题由何时何故而发生而发展？研究《红楼梦》的“脂学”是凭空而生出来的吗？不是的，事情很明白：将我彼时所能得到的“三真本”聚合在一起，“将所有数千条脂批”综合而观察寻绎之，这就产生了刊于《燕京学报》第37期的那篇《真本石头记之脂砚斋评》。此文之出，不独引发了“脂学”的正式建立，也开始让人悟知：脂批很重要，也很独特，需要重新拭目而加以青睐——于是这才兴起了一门红学名目：“辑评”。考证脂砚其人是位女性批书人，也是小说中主要人物，这个创见就连胡先生在海外时，也表示了积极的意见——虽措词尚留余地，实际已是赞同了。

　　黄裳的旧札，承他同意发表，在此致我谢忱。

　　乙酉七夕佳节夜书

　　附注：

　　黄裳信札中记明，他热情为《证石头记》(即《新证》的初拟书名)寻洽出版的一番经历，我已有旧文叙过，此处即不复枝蔓了。但老同窗那时的高涨的兴致和一片至诚，还要借此机会表一表我的感动不已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