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简称记）：《生死疲劳》写了45万字，听说您只花了43天，每天平均一万字，当时是怎样的写作状态？

　　莫言（简称莫）：有时不只写一万字，最多时是一万六千五百字。看起来写了43天，其实可以说酝酿了43年，我一直想写这么一部跨度比较大的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生存状态的大作品。随着时间的推移，时间跨度也越来越大，若从1950年写起，到2000年就是50年时间。

　　当然，这种想法也是逐步成熟，上世纪八十年代刚开始写作时能发个短篇就很兴奋了，随着阅历的增加、发表作品的增多，写作大型题材的野心越来越膨胀。回头一看，过去写的都是零打碎敲的片断，其他人写的这一领域也是各有侧重，缺少跨越半个世纪的总括式的写法。

　　1997年曾试图动笔，后来感觉还是不行，原因是找不到好的表述方式。如果按过去的传统历史小说写法没什么意思，无非是《创业史》式的作品，虽然在思想上跟它有很大差异，但手法上不可能有新意，而我认为史诗性质的现实主义作品，必须在技法上有所发展，否则的话我们永远不可能超越或达到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他们已经达到的高度，因为这类小说在上世纪、十八九世纪已经达到一个顶峰了。作家脑海深处都有史诗情结，都有写一部大作品的欲望，如何写？社会历史家族历史最好写的技法就是那些大师的技巧，可再那样写我们势必是二流货色，所以除了延续这种对史诗的热爱与崇敬，保持写大作品的狂热，还必须寻找到一种我们自己能立身的方式，惟一能让我们施展的就是小说的叙事技巧，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故事再感人也不要写。

　　记：是什么给了您灵感？

　　莫：2000年我到承德开会，参观了很多庙宇，其中有一些动物雕塑，我当时突然感觉可以让一个人经历一个从人到动物的转化过程，在这个过程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经历、感知不同世界。同时，也增添了小说的魔幻色彩，有了这个想法我就感觉创作的树枝上结了一个桃子，我等它成熟就可以摘了。

　　记：地主西门闹一连串经历了从人到驴、牛、猪、狗、猴，这些动物的选择是根据什么？只为了便于叙述？

　　莫：可以说跟土地和社会群体有关，这些动物都是农村常见的，人们会说转世会变成牛马猪狗，而不会是说是鳄鱼，我所写的都是北方常见的动物，在农村生活过二十多年，写起来得心应手。

　　■写作很难用农活打比方

　　记：书中还安排了一个叫莫言的人物，这是为什么？有蓝解放和大头婴儿叙述不够吗？

　　莫：初稿出来时“莫言”在后边戏多点，前边不怎么出现，本想大头婴儿与蓝解放两人对话做线索，但还是显得单一，感觉“莫言”该加强，后现代意义会更浓重。

　　作家本人进入小说，术语叫“元小说”，如马元曾写“我叫马元，我是个汉人”，我把“莫言”强化后就变成一条横加于两人对话之间的一条线，不断引导那两人的叙述，真正引导这小说方向的是“莫言”。这也解决了很多技术问题，有些前二者都不可能在场目睹时，“莫言”就可以出现。而所谓“莫言小说里写道”，多是我现编的。

　　记：如此已是另辟蹊径了，是否也可以说给您今后的创作设置了更多障碍与难度？

　　莫：难度越来越大，但还是存在无穷的变数，如大街上的建筑，基本功能不变时，每栋楼要想建得跟别的不同时还是有可能的，与写作相似。

　　记：您曾说过对农活很亲近，写作更像哪种农活？

　　莫：写作很难打比方，体力上比任何农活都轻松，确实是要动脑子，劳动往往是机械的，如锄地，一锄一锄的，锄地不像，割麦也不像，我想不出来，呵。

　　记：说到莫言都认为是大气磅礴纯文学的代名词，您写作最想给读者的究竟是什么？是自我宣泄的需要？

　　莫：一个人完全不考虑读者是不对的，但我写作是努力忘掉读者，以我为中心，无论故事、语言、结构，绝不考虑他人，但写完了读者肯定也会从中读出一些内容来，有的可能符合我的想法有的属于误读，误读也是很美丽的，——好小说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存在被误读的可能，如红楼梦，实际上每个人都是误读。

　　我的作品如果具有这种可能性就达到了一种境界，我想表现的是社会当中有价值的个性与人物，表现他们的命运与感情。我的读者可能熟悉我描述的生活，他会强烈共鸣，唤起回忆，有人可能不熟悉，他可以从中了解到人类历史上曾有人这么生活过，增加他们的知识面；而从技术上，可以让读者看到长篇小说能这么写，这也是我想让读者知道的；语言上，则更直接了，他们会说这种语言很流畅庞杂丰富。

知道农民不会看我的书

　　记：您的主体读者群是谁？

　　莫：我从没做过调查，我估计文学爱好者写作者可能是一大批，他们的阅读带有功利目的，阅读为了写作，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可能还会有一部分大学生。真正的读者还是在城市，农村的八九亿人口基本上不阅读。

　　记：您的小说以写农村而让很多作家无法超越，但真正您描写的对象却并不会阅读它，是不是很奇怪？

　　莫：我知道农民不会看我的书，这通过我老家那一个村庄就可窥一斑知全豹。我的村庄离青岛不远，是一个经济中上等的地区，我是从村儿里出来的作家，但村里真正读我书的人很少，几乎没有，不超过五六个人，想到其他村庄更不可能。

　　对我来说当然是个巨大遗憾，日本那么小的国家，一本书能卖几百万册，这跟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不是一时能改变的，——如今农村多是老人了，年轻人进城打工了，他们哪有时间看小说？

　　记：人们离农村离土地越来越远了，可作家写农村题材的作品仍然很多，为什么？

　　莫：多方面原因，中国进入城市化的历史很短暂，像北京这样的大都市，上世纪八十年代在魏公村那边还都是玉米地，马车来回走，中国进入城市化商业化顶多二十年过程；同时，许多作家都是农村出身，他们写起农村来更熟悉。而文学与土地天生有一种亲密，最早的文学不都是来自于桑间田头吗？但随着时间推移，还是有变化，“80后”和网络写手基本都不写农村。

　　记：像您这样负有历史使命感的作家怎么看私人写作？在您眼中是否很没价值？

　　莫：我不认为没价值，就像博客文学一样，搞好了也不错，一个作家从个人出发写个人是千古不变的，谁如果说要把自己消灭掉写跟他没关的东西是不可能的，个人的感受如果带有普遍性就有价值。当年我写《红高粱》只是发泄我个人的一种情绪，但为什么引起反响？因为我表达的那种精神焦虑是当时的社会心理的一种，从我个人出发，符合了社会心理就被人们接受了，这只能是可遇不可求的，现在社会越来越群落化，如一座森林，在各个高度完全是不同的生物状态，隔十年的差异就特别大，要想满足所有人需要的现在是不可能存在的，只能是适应某个群体的读者。

　　■我没可能获诺贝尔奖

　　记：《檀香刑》是去年茅盾文学奖期望值很高的作品，最终没获奖，有人说是因为作品“过于自恋”，且您的古文功底不够，您怎么看？

　　莫：古典文学功底不够是非常正确也可以接受的，你不能说能背诵唐诗五百首或《古文观止》就是够，没人敢这么说。

　　说“自恋”我难以接受，什么叫自恋？是放大自己的小痛苦，是认为自己的是最好的，我不认为我有什么自恋的。

　　记：有多少次都嚷您要获诺贝尔文学奖，您个人怎么看？

　　莫：（笑）起码有二十个人都被这么嚷嚷过，王蒙、余华、阎连科……我认为当这些人被提来提去时谁都没戏，很可能是一个大家被忽略冷落遗忘的人才有可能获奖，我觉得我没有可能，真的。

　　记：作为影视受益者，您反对作家写作时往影视剧靠拢吗？

　　莫：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许多作家名声大振与影视捆绑有关，如果你跟大导演合作过，但后来写的小说水平不高，很快也会被遗忘，不管是“王凯歌”“李艺谋”导过都没用。

　　高明的导演会让你远离他，他自己会找到感觉。我跟张艺谋就在《红高粱》后有一场不成功的合作，他想再拍一部大场面的劳动题材的片子，我们聊得很有灵感：我在农村棉花厂干过，露天的收棉花的场面非常壮观，张艺谋在纺纱厂干过，他认为这个题材很有意思，让我写。但我老是替他考虑，我想拍了《红高粱》后一片红火，这次我给他设计是苍白的反差，我老替他设计画面、故事、台词，结果出来是个二流小说，他也不满意，就没拍成，——一个作家，你考虑电影镜头能有导演高明吗？所以写作时不要考虑导演，人家不是说吗——真正大导演就是《资本论》都能改成电影。

写小说是个手工活儿

　　记：我看您桌上放着篇正在写的文字，《小说是手工活儿》，什么意思？

　　莫：给文汇报写的。当年我写《檀香刑》是半手工半电脑，《四十一炮》完全是用电脑写的。事实上，我感觉用电脑不舒服，就恢复了纸和笔的写作，非常快，用电脑写时最多一天写三四千字，这次用笔写，每天就一万多字。原创时用笔感觉真是其乐无穷，如同一个人在真正的林海雪原滑雪跟在室内滑雪场完全不同，每天看稿纸在增高加厚，是实实在在的感觉，用电脑就会疑惑：我写了吗？

　　记：《生死疲劳》的写作状态是怎么样的？

　　莫：每天睡两三个小时，偶尔出去散步，高度亢奋，不至于写了上句没下句，下句永远在等着，考虑的时间很长，基本烂熟于心了。写时还是有些调整，把更好的细节写出来。写完后一个研究生给我录入，修改小说时，电脑的优越性就体现出来了。

　　记：下一部打算写什么？

　　莫：我不急于动笔，手头有三四个小说都有个开头了，像三四个房间，与之有关的人物对话场景都在里面了。原来也没想过写这部《生死疲劳》，写着一个乡村医生的稿子，都十几万字了突然不想写了，就有这个的冲动了，就开始了。

　　记：《生死疲劳》书名一开始就定了吗？感觉很好？

　　莫：有天我读书时突然跳出来这四个字，一下想到要用它做书名，且决不改变，出版社曾想让改，我说无论谁说一定不能改。

　　■采访手记

　　默默写字的作家也有明星效应，这是我才从莫言身上得出的结论——上周，作家出版社举行年终答谢会，同时首发莫言新作《生死疲劳》，我特意去跟他约做访谈的事，没想到刚入会场的他就成了人们呼啦啦追逐的焦点，男男女女都往他手里塞着名片，报着自家媒体的名称，就在应接不暇之际，书的责编懿翎只得代为“保驾”：“谁要找莫言先联络我”。

　　其实，早在两个月前就给莫言打过电话，他的答复是：可以，但要过一个月，那时我就写完了，现在实在不能聊什么。

　　于是，约好新作出来再说。打过多次电话家里无人接听了，手机也关机，问“联络官”懿翎女士，也找不到他了，说可能云游去了。终于打通电话，他先问：书看了吗？看了再聊。

　　于是，花了一天一夜读完45万字的《生死疲劳》的第二天，我终于得以在他家坐定开聊。自然从新作开始，他笑言，若非要他从所有作品中推举最爱，此刻当属《生死疲劳》，“因为它是新欢。”也就是说所有作品都曾是最爱，因为它们都是心血而成的新欢。

　　那天，是1月12日，北京飘起了今冬第一场能打雪仗的雪，听着他拉家常般说书谈艺，喝着热茶，偶尔望见窗外大片无声飘落的雪花，那一刻，感觉工作着原本真是可以幸福的。

　　“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这话印在莫言新作扉页上，果然如是！

　　而我更没想到跟莫言访谈如此轻松：我还没提问，他已经侃侃而谈，一口气下来，我采访提纲前三个问题他都回答了，如摧枯拉朽（别怪用词不当），且条理清晰，绕再远他也会记得兜回来，所以尽管谈了一个半小时，我整理录音时丝毫没往日的疲累，倒是如牛反刍般再次回味他的谈话，有享受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