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

　　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

　　我以前的蔷薇梦 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 作人

　　鲁迅当然没有想到，自己一手提携的二弟竟然会写出这样的信，兄弟失和并没有在周氏兄弟日记上留下什么特殊的印迹，据《知堂回想录·不辩解说下》云：关于此事周作人在当日日记曾记有十字左右，后却被自行剪去；鲁迅在日记中也是含糊其词，只是在该月的14日记：“改在自室吃饭。”推测在此之前，周氏兄弟之间大概有过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但这不足以成为兄弟决裂的理由。所以一头雾水的鲁迅想问个明白，但“后邀欲问之，不至。”8月2日，眼看复合无望的鲁迅“携妇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先前的怡怡兄弟从此动如差商。

　　周氏兄弟失和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件著名的公案，这里我不想过多描述，弄出个水落石出，一则对于这个问题我了解的不太充分，未必有话可说；二来很多事情“因为年代太近，史料卷帙浩繁而一时无法厘清，有的还有待绝密档案的解秘，方可大白真相于天下”（引自拙文《作为被书写的历史》）——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周氏兄弟失和一定存在着不为人知的隐情，只是今人论及此事，大都是推理而缺少足够说服力的证据。周氏兄弟的失和，对于彼此都是无可估量的损失，对于周作人来说，不光失去了一位一直扶持自己的兄长，更重要的是失去了一位生活中的诤友，文学上的知音。关于这点，周作人未尝不知，落实到文学观上就是笔下苦味渐生，时不时流露出愁苦的气息来。

　　其实在兄弟失和之前，周作人思想上就在酝酿着一种微妙的变化，1921年6月周作人去北京西山的碧云寺养病，6月5日周作人在给孙伏园的信中第一次袒露了思想的矛盾：

　　我近来的思想动摇与混乱，可谓以至其极了，托尔斯泰的无我爱与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与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我都一样的喜欢尊重，却又不能调和统一起来，造成一条可以实行的大路。我只将这各种思想，凌乱的堆在头里，真是乡间的杂货一料店了。

　　6月23日致孙伏园的信中再次吐露了这种苦闷：

　　我的心底里有一种矛盾，一面承认苍蝇是与我同具生命的众生之一，但一面又总当他是脚上带着许多有害的细菌，在头上面上爬的痒痒的，一种可恶的小虫，心想除灭他。这个情与知的冲突，实在是无法调和，因为我笃信“赛老先生”的话，但也不想拿了他的解剖刀去破坏诗人的美的世界，所以在这一点上，大约只好甘心且做蝙蝠派罢了。

　　《山中杂信》共6封，收《雨天的书》，在给孙伏园的这些信中，周作人多次表达了自己思想的矛盾、苦闷、无助、寂寞，笔调也没了五四时期的浮躁凌厉，而变得哀愁冲淡了。《山中杂信》一文在揭示周作人思想转变上具有重要意义，前人已具论，兹不赘言。

　　也许是这种思想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促使了周氏兄弟的最终决裂，舒芜在《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周作人概观》中援引陈漱渝的说法，指出“这两兄弟先前思想就隐伏着分歧，而家庭关系的决裂使彼此更尖锐的觉察这些分歧”，这种说法大抵可取。

　　在兄弟正式决裂之前，周作人经过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可以说是苦闷已至其极了。1923年7月17日，周作人在《晨报副镌》发表《有岛武郎》，纪念本月自缢而死的日本白桦派作家有岛武郎，文中援引他的《四件事》表达了这种孤独绝望的无助之情：

　　第一， 我因为寂寞，所以创作。第二， 我因为欲爱，所以创作。

　　第三， 我因为欲得爱，所以创作。

　　第四， 我又因为欲鞭策自己的生活，所以创作。

　　写《有岛武郎》的第二日，周作人就写了本文开头所引的那封信，携手数十年的兄弟从此正式分道扬镳。兄弟失和对周作人影响极大，不仅影响到周作人的中年生活，更关乎其晚年遭遇，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促使了周作人文艺观的最终形成，至此以后，周作人逐渐形成了淡淡哀愁的苦涩文风，与此不无关系。前已说过，鲁迅不仅仅是知堂的兄长，对其扶持、提携甚多，更是他文学上的知音：两人年少共读小说闲书，形成大致相当的审美趣味 ；青年东度扶桑，携手翻译域外小说；而立之年后周作人任北大教授，两人互相切磋学问，知堂甚至打算以鲁迅所辑的《古小说钩沉》作参考，讲授中国小说史，后因为改教其他学科才作罢；以至五四时期，两兄弟并肩作战，同列五四文坛三巨人——在那么长的时间里，两兄弟不分你我彼此，同舟共济，栉风沐雨，怡怡以乐，而此时恩断义绝，周作人纵然再“昏”，也会伤心失落，苦闷之情自是难免。失去了弟弟的鲁迅作《伤逝》以悼兄弟之殇，从此“荷戟独彷徨”，以笔作剑，独自转战南北；而失去了哥哥的周作人，则“躲进小楼成一统”，自怨自艾，后来则干脆宣布文学小店关门，流连于所谓的“小摆设”者也。失和后的周氏兄弟，逐渐走上了不同的道路，鲁迅是“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始终走在时代的最前列，以杂文为武器，与黑暗势力殊死搏斗，最后成为左翼文学的领袖；周作人则在“十字街头造起塔来居住”，固守“自己的园地”，以文自娱，谈风月，抄旧书，以至最后沦为汉奸。两人的文章也发展成中国现代散文的两支：前者像匕首，凌厉狠辣，怒发冲冠；后者如面谈，疏淡闲远，苦涩物哀。

　　兄弟失和，对周作人最直接的影响是，促使了《雨天的书》的写作，这部被目为最能体现周作人“闲适”风格的散文集，很多地方都打上了痛失兄弟的烙印，流露出悲哀、失意、苦闷的调子来。《自序一》里劈头就说：

　　今年冬天特别的多雨，因为是冬天了，究竟不好意思倾盆的下，只是蜘蛛丝似的一缕缕的洒下来。雨虽然细得望去都看不见，天色却非常阴沉，使人十分气闷。在这样的时候，常引起一种空想，觉得如在江村小屋里，靠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那是颇愉快的事。不过这些空想当然没有实现的愿望，再看天色，也就愈觉得阴沉。

　　这里所写的雨，可能真的是现实中的冬雨，然而何尝不是周氏苦闷心情的曲折反映？众所周知，周作人作文，极喜欢用曲笔。周作人一面宣称“喝茶清谈”的名士气味，提倡“生活之艺术”，另一方面又说“没有实现的愿望”，乃是兄弟决裂后，周氏知音难觅孤独寂寞之情的真实写照。这种孤独是长久的，绵绵不绝的：

　　冬雨是不常有的，日后不晴也将变成雪霰了。但是在晴雪明朗的时候，人们的心里也会有雨天，而且阴沉的期间更长久些。

　　这篇序言写于1923年11月5日，载11月10日《晨报副镌》。此时距兄弟失和不过区区四月，周作人不可能这么快就忘记了先前的兄弟怡怡之情，下笔忧郁哀愁也是在情理之中。同日，周作人发表了所译武者小路实笃的短篇小说《某妇女》，载《小说月报》第14卷第11期，周作人在该文附记中说：

　　约翰福音里说，文人和法利赛人带了一个犯奸的妇人来问难耶稣，应否把她按照律法用石头打死，耶稣答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这篇的精神很与他相近，唯不专说理而与人情为主，所以这边的人物只是平常的，多有缺点而很可同情、可爱的人，仿佛是把斯特林堡的痛刻的解剖与陀斯妥也夫斯奇的深厚的感情合并在一起的样子。像莎士比亚的阿赛罗那样猛烈的嫉妒，固然也是我们所能了解的，但是这篇里所写的平凡人的嫉妒，在我们平凡人或者觉得更有意义了。

　　《某妇女》写的是一对青年妇女，丈夫是大学教师，妻子年轻貌美，很受出入家中学生们的欢迎，丈夫因而十分嫉妒。周作人翻译此文始于兄弟正式决裂前不久的7月12日，显然是春秋笔法，他想籍此把兄弟失和事件中他的感受隐晦的传达出来。

　　兄弟失和甚至影响了《雨天的书》的写作进度，自从这篇序言发表后，周作人在《晨报副镌》上开辟的这个专栏“半年里只写了六篇，随即中止了”，直到1924年4月，周作人才逐渐恢复《雨天的书》的写作。半年内写定的六篇除去序言外，依次是《读〈纺轮的故事〉》、《神话的辩护》、《一年的长进》、《读〈欲海回狂〉》、《蔼理斯的话》、《教训之无用》。《读〈纺轮的故事〉》、《神话的辩护》、《读〈欲海回狂〉》上承《自己的园地》，写法约相当于里面的“茶话”，《蔼理斯的话》下启此后的思想，这些姑且暂时不提，其中《一年的长进》似乎有特别说的必要。周作人在该文中说：

　　这一年里我的唯一的长进，是知道自己之无所知……我常怀疑，难道我是没有“良知”的么？我觉得不能不答应说“好像是的”，虽然我知道这句话一定要使提唱王学的朋友大不高兴。……我若能找到一个“单纯的信仰”，或者一个固执的偏见，我就有了主意，自然可以满足而且快活了；但是有偏见的想除掉固不容易，没有时要去找来却也有点为难。

　　此文宜与收入本书的《山中杂信》对照着读，从中大致可以梳理出周作人这段时间思想的变化轨迹，从《山中杂信》的杂乱无章，到《一年的长进》的茫然无绪，彻底失去固定的信仰，周作人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不能不说与周氏兄弟失和没有一丁点儿关系，“我常怀疑，难道我是没有‘良知’的么？我觉得不能不答应说‘好像是的’，虽然我知道这句话一定要使提唱王学的朋友大不高兴”，世人论此，多说周作人对政治的失望，不满当时的黑暗，以至于想避开政治——固然有些道理，但不要忘了在此期间，周作人依然写了大量抨击时政的杂文。这里的“良心”、“王道”云云，其实是指兄弟的决裂，在提倡封建正统之礼的人看来，兄弟失和未免有违“王道”，“不合乎礼”。兄弟失和之事始终是周作人心头一道挥之不去的阴影，进而影响周作人思想的嬗变，甚至因此而滋生出“怀疑主义”：

　　我觉得人之互相理解是至难——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事，而表现自己之真实的感情思想也是同样地难。我们说话作文，听别人的话，读别人的文，以为互相理解了，这是一个聊以自娱的如意的好梦，好到连自己觉到了的时候也还不肯立即承认，知道是梦了却还想在梦境中多流连一刻。（《雨天的书·沉默》）

　　周作人说“理解之难”是深有感触，他素来喜欢正话反说，先前写的《碰伤》等文就有青年看后不甚明白，乃至写信质问了。当然，这里的“互相理解是至难”应该是有所特指——联系周作人写给其兄的绝交信中的“蔷薇梦”和这段话中的“梦境”，不难看出他所“流连”的“好梦”乃是兄弟之间的怡悦融洽之情，然而“好梦”还是破灭了，他不得不他慨叹“理解之难”，开始怀疑一切了。

　　鲁迅搬离八道湾后，曾于次年6月11日返回旧居取书及什器，遭到了周作人夫妇的谩骂殴打，是晚鲁迅日记云：

　　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召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之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

　　不过当日的周作人日记却很简短：

　　上午睡。少顷，L来闹，张徐二君来。寄乔风函。

　　据川岛《弟与兄》一文云，发生纠纷的次日，周作人就写了一篇题为《破脚骨》的文章拿给他看。破脚骨，绍兴方言，无赖子也。该文发表于1924年6月18日《晨报副镌》，收《雨天的书》，在这篇文章中，周作人极尽讽刺之能事，对鲁迅进行了人身攻击：

　　破脚骨官话曰无赖曰光棍，古语曰泼皮曰破落户，上海曰流氓，南京曰流尸曰青皮，日本曰歌罗支其，英国曰罗各……。

　　世人论及《雨天的书》一般总赞之其“平和冲淡”，事实上人们只看了《北京的茶食》、《故乡的野菜》之类疏淡闲远的文章，却忽略了《破脚骨》之类文字的存在，也忽略了此时的周作人仍时不时站出来，批驳日本《顺天时报》的谬论，抨击吃人的旧道德和复古思想（如《我们的敌人》，收《雨天的书》），反对封建礼教。对于人们的误读，周作人也有所察觉，在《雨天的书·自序二》中，他提醒读者，自己一如往昔仍然是“五四文坛的斗士”：

　　我编校这本小书毕，仔细思量一回，不禁有点惊诧，因为意外地发见了两件事。一，我原来乃是道德家，虽然我竭力想摆脱一切的家数，如什么文学家、批评家，更不必说道学家。我平素最讨厌的是道学家（或照新式称为法利赛人），岂知这正因为自己是一个道德家的缘故；我想破坏他们的伪道德不道德的道德，其实却同时非意识地想建设起自己所信的新的道德来。我看自己一篇篇的文章，里边都含着道德的色彩与光芒，虽然外面是说着流氓似的土匪似的话。我很反对为道德的文学，但自己总做不出一篇为文章的文章，结果只编集了几卷说教集，这是何等滑稽的矛盾。也罢，我反正不想进文苑传（自然也不想进儒林传，）这些可以不必管它，还是“从吾所好”，一径这样走下去吧。

　　二，我的浙东人的气质终于没有脱去。我们一族住在绍兴只有十四世，其先不知是那里人，虽然普通称是湖南道州，再上去自然是鲁国了。这四百年间越中风土的影响大约很深，成就了我的不可拔除的浙东性，这就是世人所通称的“师爷气”。本来师爷与钱店官同是绍兴出产的坏东西，民国以来已逐渐减少，但是他那法家的苛刻的态度，并不限于职业，却弥漫及于乡间，仿佛成为一种潮流，清朝的章实斋李越缦即是这派的代表，他们都有一种喜骂人的脾气。我从小知道“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的古训，后来又想溷迹于绅士淑女之林，更努力学为周慎，无如旧性难移，燕尾之服终不能掩羊脚，检阅旧作，满口柴胡，殊少敦厚温和之气；呜呼，我其终为“师爷派”矣乎？虽然，此亦属没有法子，我不必因自以为是越人而故意如此，亦不必因其为学士大夫所不喜而故意不如此：我有志为京兆人，而自然乃不容我不为浙人，则我亦随便而已耳。

　　我近来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景地。但是看古代或外国文学才有此种作品，自己还梦想不到有能做的一天，因为这有气质境地与年龄的关系，不可勉强，像我这样褊急的脾气的人，生在中国这个时代，实在难望能够从容镇静地做出平和冲淡的文章来。我只希望，祈祷，我的心境不要再粗糙下去，荒芜下去，这就是我的大愿望。我查看最近三四个月的文章，多是照例骂那些道学家的，但是事既无聊，人亦无聊，文章也就无聊了，便是这样的一本集子里也不值得收入。我的心真是已经太荒芜了。田园诗的境界是我以前偶然的避难所，但这个我近来也有点疏远了。以后要怎样才好，还须得思索过——只可惜现在中国连思索的余暇都还没有。

　　对于上面所说两点，舒芜曾经作过精辟分析，他说周作人“对于自己在平和冲淡的外表下，含着道德的色彩和光芒，说着流氓似的土匪似的话，更是自喜”，此话不假，这里所说的两点实则明贬暗褒，一点儿也看不出遗憾的味道。他说“极羡慕平淡自然的景地”，等于自承并非“闲适”，所谓“羡慕”、“气质境地与年龄”云云，弦外之意即是顺其自然，听之任之，“从吾所好”，既是安于此种状态的洒脱通达，也是对自己这种“道德批评家”身份的强烈认同。周作人是反对把自己仅仅看作是“闲适派”的代表的，多年后写作《两个鬼的文章》，仍然援引这篇序言，借以辩驳。他说：

　　这样的两个段落（指写“闲适文章”时期和写“正经文章”时期——笔者注）也并不分得清，有时是综错间隔的，在个人固然有此不同的嗜好，在工作上也可以说是调剂作用，所以要指定那个时期专写闲适或正经文章，实在是不可能的事。

　　周作人一生趣味甚广，所涉足领域亦班驳芜杂，思想更是复杂至极，硬要把他的文章分为某个时期为“闲适”，某个时期是“正经”，显然不符合实际。检阅《雨天的书》一书所收的诸文，真正能称之为“闲适文章”的有《鸟声》、《故乡的野菜》《北京的茶食》《喝茶》《苍蝇》等篇什，所占篇幅不到全书的九分之一。不过这些篇目影响极大，开启了后来的“草木虫鱼”系列，以至在有些人印象中，“平和冲淡”乃是周作人的唯一风格了。钱理群说：“无视或夸大周作人‘并不平和’这一面，都得不到真实的周作人。”此诚为知人高论。

　　其实，即便是这些闲适的文章，亦能觉察出苦闷的味道来。1942年1月24日，周作人在《药味集·自序》中不无感慨地说：

　　拙文貌似闲适，往往误人，唯一二旧友知其苦味。废名昔日曾约略说及，近见日本友人议论拙文，谓有时读之颇感苦闷，鄙人甚感其言。

　　以此话对照《雨天的书》里的闲适文章，果然契合，如《北京的茶食》《喝茶》《苍蝇》等这样疏淡冲合的文字，结尾也不免流露悲观、失望的苦味来：

　　“可怜现在的中国生活，却是极端地干燥粗鄙，别的不说，我在北京彷徨了十年，终未曾吃到好点心。”（《雨天的书·北京的茶食》

　　“中国人未尝不这样吃，唯其原因，非由穷困即为节省，殆少有故意往清茶淡饭中寻其固有之味者，此所以为可惜也。”（《雨天的书·喝茶》）

　　“中国人虽然永久与苍蝇同桌吃饭，却没有人拿苍蝇作为名字，以我所知只有一二人被用为诨名而已。”（《雨天的书·苍蝇》）

　　所谓“苦味”、“苦闷”换而言之，即忧郁、哀愁、寂寞。中期以后，“苦”成为周作人一再标榜的形象，自号“苦雨翁”，居所也更名为“苦雨斋”。“苦”成为周作人自觉追求的审美标准，大概肇始于周氏兄弟失和前后，《雨天的书》首篇即列《苦雨》看似平淡无奇，实际上别有深意，一来切题，二来大约是抒发己之苦闷，三则可能此时周作人已经有意无意开始追求 “苦”的艺术审美了。

　　《雨天的书》实际收文57篇，凡正文54篇，附录1篇，序言2篇。所收篇什，大抵可以分为四类：一，悼亡怀人，如《唁辞》《若子的死》《怀旧》等。二、闲适文章。如《北京的茶食》《鸟声》《故乡的野菜》等。三、“正经文章”，如《狗抓地毯》《我们的敌人》《与友人论怀乡书》等。四、读书“茶话”，如《读欲海回狂》《舍伦的故事》等。这些文章，虽然没有统一的主题，但大都具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这些大都是杂感随笔之类，不是什么批评或论文”，第二，这些作品大都写于周氏兄弟失和后；第三，或多或少，这些作品都有一种淡淡的哀愁。至此，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雨天的书》是一部哀悼兄弟恩情断绝的集子？我不敢说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里所收的文章或多或少都打上了兄弟失和的影子。周氏兄弟的决裂在某种程度上促使了周作人苦涩哀愁文风的形成：1923年7月19日，对周作人来说，是生命中史无前例的“雨天”，这部“雨天的书”整整影响了周作人后半生，甚至左右了他后来的沧桑浮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