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京报》报道11月30日，武汉女作家董明侠揣着六百元来到北京。随后，她把精力都放在应聘当保姆上。期间，她当过一天的餐馆杂工，并在北京电影制片厂门前寻找机会当群众演员。12月23日，接受记者采访前一天，她入住小街桥附近一家家政公司的临时宿舍，等着被雇主相中带回家。

27日发稿前，董明侠告诉记者，她已被一户人家带回家当保姆，主要是陪腿脚不便的女主人走路锻炼、并为主人家做饭。男主人评价，从刀功看，这位“保姆”好像没下过厨房。

四块钱的手套舍不得买

记者：来北京后，你已经辗转了几个地方。

董明侠：是，但是主要有一个“老窝”—————朝阳垡头一间两百元租的小平房。没有暖气，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张空的木板床，而且摇摇晃晃。我又没有什么行李，出来很简单的。

记者：你来北京带了多少钱？什么行李？

董明侠：六百元，几件衣服，几本书，一台笔记本电脑。

记者：是故意让自己离家后就进入困窘的状态吗？

董明侠：对。租了房子后，我花了五十块钱买了两床被子和被套。

记者：五十块能买到吗？

董明侠：真的。不是超市，是朝阳区垡头市场。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那些很便宜的、质量很差的水货有市场，因为有人需要。当时（买被子）为了五块钱砍了半天的价。天也快黑了，老板发了善心，同意了。

记者：你怎么打动老板的？

董明侠：我说我实在是没有钱，当时刮着北风，我没穿棉袄，身上发抖。

记者：这种状况你在出发之前设想过没有？

董明侠：我想过，去年的时候我也受到这种苦，但上次不是这么冷的冬天。那几天手伸出来像被刀割一样，特别想要一双手套，但没舍得买。尽管只要四块钱，我怕钱不够。但是，到了夜晚，我把小门一关，进行写作的时候，觉得特别自由。

记者：你在写的作品叫什么名字？

董明侠：《城市森林》。写人类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里，精神漂泊的状态。

记者：你为什么选择保姆这个行业来体验？

董明侠：保姆一般都有一段辛酸史，她们来自各种各样的家庭和背景，又进入各种各样的家庭和背景，是我进入文学、把握生活细节的很好的切入点。

餐馆杂工仅仅只干了一天

记者：有媒体报道，一些想聘用你的雇主知道你其实是作家时，对你的行为表示不理解。

董明侠：当时我根本就没想过让媒体知道，但是一名女士把事情告诉了一家媒体。当记者找到我时，我觉得非常突然，我不想演变成一场作秀。

记者：你可以不接受采访呀。

董明侠：我以前也接受过一些采访，对采访我并不排斥。

记者：你不担心媒体报道后，有可能破坏你体验的效果吗？

董明侠：坦率地说，当记者说要采访我时，我觉得对我没有什么损伤，因为我不是在做坏事。但我后来就学精明了，找工作不再暴露身份。

记者：怎样掩饰身份呢？

董明侠：举个例子吧。我在一家餐馆当了一天杂工，那天吃的第一顿是客人吃剩的菜，没有荤腥，菠菜、白菜，加一点汤，放在桌上让我吃。说实话，我从来没有吃过别人的剩菜，但是我又不能做得太特别，就夹了几筷子青菜，吃了一半，就泡开水，吃下去了。当时觉得特别委屈，后来偷偷跑回住处泡了方便面。

记者：你只当了一天杂工，是不是受不了这种待遇？

董明侠：不能一下子进入角色。

记者：亲身经历对于你的写作来说很重要吗？

董明侠：对。不经历过，很难写出实实在在的东西。我写《爱情豆豆》时，有一个情节是女主人公深夜被抢，（去年在北京）我是亲身经历了的。我当时在回地下室时被两个歹徒抢劫。如果没经历，我可能会写女主角很恐怖地喊“救命”，但当时只有一声非常无助的尖叫“啊”，像动物被屠宰。

要为自己的理想活一回

记者：你去年也来过北京进行这种体验？

董明侠：是的，去年9月份，写《爱情豆豆》的时候，在北京地下室住了三个月。

记者：当时有没有告诉家里？

董明侠：没有。作为女儿我无法离开母亲，作为母亲我无法离开女儿。但这样下去我太痛苦了，我做了三十五年乖乖女，这回我要为自己的理想活一回。

记者：什么时候告诉家里的？

董明侠：上火车后打的电话，家里乱作一锅粥。后来我被抢了也不敢告诉家里。

记者：家人现在理解吗？

董明侠：理解了。

记者：你现在觉得幸福吗？

董明侠：昨晚睡在高低床上，我想，这就是我选择的，我觉得很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