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最伟大的当代科学家霍金在轮椅上思索着宇宙，写下了《时间简史》；中国的作家史铁生则在轮椅上思索着人和人生，写下了一百多万字的小说散文，还有最近这本由何立伟配画的《病隙碎笔》。 我是在《天涯》杂志上陆续看到这些文字的，每看了一期，就急着等待下一期的到来。一边看一边想：这本身都是奇迹，或者说也是常例———身体的虚弱正好迫压出心智的强大。铁生知道危险随时悬在头上，因此他必须抓住病魔指缝里漏落出来的每一刻钟甚至每一分钟，把自己还未完成的思考进行下去。什么是人的欲望？什么是人的灵魂？什么是真实以及什么是爱愿？……他已经没有功夫也毫无兴趣像很多作家那样，在文学陈规中绕圈子耍招势，而是用最简洁明快的方式直指人心，直指我们内心深处那些最尖端也最终极的价值悬问。在一个缺乏宗教传统的国度，一个连宗教也大多在投资着来世福乐的世俗化国度，铁生有价值的饥渴却没有特别的神学崇拜。他的思考仍然充满着活泼知识而没有偏执迷信，他的言说仍然平易近人而从不故作虚玄，但他的理性足迹总是通向人生信仰的地平线，总是融入一片感动和神圣的金色光辉。在这个意义上，《病隙碎笔》几乎是一个爱好科普知识的耶稣，一篇可以在教堂管风琴乐声中阅读的童话，是一种在尘世中重建天国的艰巨努力。在当下中国能这样做的人，数一数，除铁生之外恐怕也就不多了。

　　《病隙碎笔》是一部人学，一部心学。什么是心？什么是精神或灵魂？设若一个人生活在孤岛上或者月球上，他会有精神或灵魂吗？他连语言和思维都会迅速退化，还怎么会有感动、爱情、道德、志向等等神物？据此可知，精神是一种高智能生命的群体现象，是维护人类安全和幸福的群体意识沉积，因此杀一人可能有“灵魂的不安”，无非是这种行为伤害了人类的一部分，也就是伤害了人类；吃一碗饭却很少有“灵魂的不安”，无非是稻麦五谷尚处人类范围之外，其存亡也就不大为灵魂所牵挂。这显现了灵魂的管理边界。灵魂与肉体当然有关系，用铁生的话来说，灵魂是“爱的信奉”和“辽阔的牵系”，类如一种“无限消息的传扬”，它与肉身的关系，是一种“消息”与“载体”的关系。这就是说，灵魂这种公共物品可以呈现于个体大脑却从来不隶属于个体大脑。个人的肉体连同大脑可以消失，公共的灵魂却亘古常在。当铁生突然感到书架上几千本书其实是“全有关联”的一本大书的时候，他已经抵达了灵魂追问的理性最前沿位置，已经逼近精神现象的谜底，并且与自然科学领域里的整体主义哲学不谋而合。在这种哲学看来，整体大于或小于部分之和。因此锯子的本质是锯齿的组合而不是任何单个的锯齿，蜜蜂的本质是蜜蜂的群体而不是任何单个的蜜蜂。正像铁生愿意把几千本书看做一部多卷本大书那样，这种哲学更愿意把人看做是活了几万年并且布满全球的一个雾状生物，灾荒和战祸只是这个庞然大物的局部溃烂，和平与繁荣只是这个庞然大物的局部营养，哲学、宗教、科学、文学、艺术的灿烂群星则构成了这个雾状生命的闪烁心思。总而言之，这种哲学需要一种奇特的想象，一种把“人”从“个人”中解放和超脱出来的想象。

　　“个人之于人类，正如细胞之于个人，正如局部之于整体，正如一个音符之于一曲悠久的音乐。”（见《病隙碎笔》之五）铁生已经进入了这种想象。这也是整体人类在当代的伟大发现。因为铁生并不仅仅是铁生，而是铁生所参与和承传了的心流，是无数陌生人和无名者所共同构成的精神长征，将其命名为史铁生，或者命名为屈原、莎士比亚、贝多芬、爱因斯坦等等，只是一些不够准确的临时指代。在这个意义上，作为“细胞”的每一个人都终会消亡，但一批批“细胞”代谢是肢体存活的自然过程和必要条件，也并不影响公共灵魂继续燃照这个星球之外的茫茫暗夜。既然如此，死有什么了不起呢？我们悲哀于一己的消亡而从来不曾凭吊身上众多细胞的消亡，这有什么道理吗？既然如此，灵魂怎么可能会死呢？中国前人说“视死如归”，不早就暗示了肉身只是一个临时寓所而我们的灵魂来于整体终将又要“归”于整体而去吗？读着这本《病隙碎笔》，我看见铁生将轮椅轻轻一推，就跨越了生与死，跨越了瞬间与永恒。如果说他像我们一样都感到了生命终点的迫近，那么他却指示出我们共有的灵魂其实才有一个开端，一个也才仅仅数千年或者数万年的开端，接引着我们每个人脚下的一条永生之途。

　　把个人想象成“细胞”、“音符”一类局部，当然并不是要废除人的个体性，并不是要强加一种整体主义的集权伦理。整体是由众多局部组成的，而且只可能由众多局部组成，因此任何对局部的伤害也就是对整体的伤害———除非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特殊处境，整体的保全可能需要有个别局部的牺牲。铁生对这一点是很清醒的，因此在这本书中的很多地方，他甚至更多采取了一种个人主义的姿态，对历史上种种压迫个人、盘剥个人、取消个人的专制大叙事保持深深警觉。其实这不仅仅是个人主义，也是整体主义的应有之义，因为历史上那些压迫、盘剥、取消同样是对整体的掠杀，“文革”中的族受其戕和国受其害，就是一例难忘的实证。更进一步说，“文革”中的罪错并不是整体对个体的侵害，而是一些个体以整体的名义对另一些个体实施了侵害。正因为如此，铁生的个人主义尊重欲望，并不一味放纵欲望，倡扬自由但更多地用爱愿来补充甚至诠释自由，对市井化的放辟邪侈———如果说这也俗称为个人主义的话———同样保持了深深警觉。这是一场腹背受敌的双向抵抗，而且是面对一系列不可能靠哲理推演而只能在具体实践那里相对解决的难题。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剥夺了他人自由的自由？什么是爱愿？什么是妨碍了他人爱愿的爱愿？富贵者与贫贱者的两份自由相冲突时怎么办？指向小鸟和指向邻居的两份爱愿需取舍时怎么办？……灵魂并不能提供一本实用操作通行手册，并不能预制实践者在现实处境中分寸各异的随机判断。这便是宗教的局限，是终极价值追问的局限。这种追问昭示着精神的方向，但并不会指定每个人一次次从零开始的日常路径。这种追问是与上帝的对话，天马行空但并不能取代经济学、政治学、法学、文化学等各种社会理论的世俗思辨和权宜安排。术可乱道，这是没有错的；然善无独行，亡术亦非道———中外先贤一直奋斗在这种道的有术和无术之间。

　　铁生并没有打算在《病隙碎笔》里完成这一切。每一个圣哲和大师即使没有躺入轮椅也都不可能完成这一切。这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只是人类灵魂各个不同的入口，通向共同的幽深、广阔、高远以及透明，在书架上时刻向我们默默地敞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