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正，1931年生于长沙，长期从事编辑工作。出版过鲁迅的传记、研究专著和《反右派斗争始末》《辫子小脚及其它》等。
叶至善的散文自选集《父亲的希望》里有两篇讲到他弟弟叶至诚的文章。一篇是悼文《至诚终于先去了》，还有一篇是《父亲跟至诚谈剧本创作》。悼文中介绍了至诚的散文《公共车站上的遐想》，说这篇“浸透了人到老年的心境。惋惜白白流失的如水年华，叹息没做成一件自己交代得过的事，既不甘心又无可奈何，自批自解地说人的一生不过在沙滩上踩了一溜脚印，……”我就拿“沙滩上的脚印”来做这一篇的题目。
说起叶至诚，我早就知道，早就是他的读者了。我念中学的时候，订阅了《开明少年》月刊，那上面署名“至诚”的小说和散文我都读过。这已经是六十年前的事，文章的题目和内容现在是完全想不起来了。
一位二十岁左右就开始发表作品的作家，以后的几十年里也一直以写作为业。可是到老来回顾，感到自己做过的只不过是留下了踩在沙滩上的脚印，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恨事。不总是说“有志者，事竟成”吗？至诚有志写出好作品，也努力了，却没有得到他所希望的成功。为什么会这样呢？
至诚的职务是剧团的编剧。那时剧本的生产流程是怎样的呢？至善记下了他在场看到的一个事例：
记得五十年代末，我去南京出差，正好碰上这么一回。省文化局说要编反映农村教育改革的戏，召集所属各剧团的编剧同志开会，听各县管教育的同志做汇报。我当时正编着《中学生》月刊，因而跟着至诚一同去听。汇报当然是总结式的，都穿插着一些既不完整又不具体的例证。文化局和教育局的领导听完汇报当场拍板，说某某等地的经验值得宣传，还派定某某等人去某地“体验生活”，限定日期交出剧本来。至诚就像得了令箭，急忙回家收拾行装。……这一回他好像一事无成，连个写作提纲我也没见着。
这不过是一例。从至善的这本书里可以看到，至诚还奉命编过宣传“普及大寨县”的剧本，还为一个叫做《军粮渡》的剧本一改再改，折腾了很长时间，结果却以报废告终。其实这也不是至诚一个人的命运如此，那时实行的，就是所谓“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的“三结合”“创作方法”。现在人们都知道了，这是“四人帮”的谬论。可是在那时，这可是叫做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呀！推想起来，至诚执行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还是颇为虔诚的。至善的书中说到这样一件事：“至诚在几年前填过一首《满江红》，忏悔错跟了所谓的‘文艺黑线’。现在想起来既可笑又可悲。可悲就可悲在当时，他跟大多数创作人员一样，确是真心实意忏悔。”我也相信至诚的真心实意，要不然他就不会有那样的干劲，闻风而动，下乡去“体验生活”，努力去完成领导上布置的各种编剧任务。用这种办法，也可能编成剧本，上台演出，甚至还可评奖（至诚就编出过获奖剧本），可是这些，只不过是沙滩上的脚印罢了。这些图解政策的作品，只是小说戏剧的“代用品”，没法久存。不但是至诚，就是一些声名和成绩比他更大的作家，当年写的那些宣传农村合作化、宣传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小说和剧本，现在还有人读有人演吗？只要在这条轨道上运转，就只能有这样的命运。
至诚晚年写了一篇杂文，题目是《假如我是一个作家》。他写这题目，可以想见他的伤心了。写了一辈子，还在“假如”我是一个作家。这表示他对以往的工作的彻底否定。如果还有“今后”，就不能再鹦鹉学舌，而要让读者从作品中看到“我自己”。可惜的是，至诚没有重新开始的时间了。他抱恨终天，令人同情。不过，我以为至诚的经验教训，却是留给后世同行的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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