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读书，十年养气”，这话送给一位崭露头角的文学青年，也许是金玉良言；送给一位年届“知命”甚至“耳顺”的老作家，恐怕是看错了对象。因为他若信了你的话，读书养气既成，已垂垂暮年，届时满肚子学问，恐怕已来不及派上用场；满肚子“气”，已来不及倾吐。人说钱财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学问虽不是身外之物，生何尝带来，死何尝带去！
记得有人曾向余秋雨先生建言，说的好像就是上面的话。不知余先生是否信了这话，不过先生当真作出了一个“封笔”的决定。日前先生与中山大学学子对话，可资为证——
学生：《借我一生》是你的封笔之作？这意味着你不再写东西了吗？
余：这是传媒的概括。但我是不再写书了……我只能采取这个不得已的措施告诉大家，《借我一生》之后出现的所谓“余秋雨新著”，全是假的。(据《羊城晚报》)
余先生曾以“文化启蒙”为己任，他的书之所以洛阳纸贵，就因为需要“文化启蒙”者多，下除文盲，上除不需要“文化启蒙”的文化通人，这广阔的中间地带充斥着虽非文盲却未必不是“文化盲”的广大读者。余先生不再写书，于文化的确是一个损失。但人各有志，“文化启蒙”是为人，读书养气是为己，余先生对文化的贡献已然不小，如今激流勇退，于有生之年读书养气，优游卒岁，谁曰不可？但余先生并没有忘记文化——
学生：不写书了，您处于怎样一种空闲状态？您打算干什么？
余：从魏晋南北朝开始，中国一群比较完整的知识分子处于比较空闲的状态，余光中曾说过“一切都是忙出来的，惟独文化是闲出来的”。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大家要接受一种有价值的空闲。(同上)
言外之意，还是要闲出文化来。文化也许真能闲出来，但恐怕不能用“惟独”二字来断言，文化就忙不出来，或者忙出来的文化就不是文化。鲁迅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在工作上，其状态不可谓闲，一部《鲁迅全集》是不是文化？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十年辛苦不寻常”，一部《红楼梦》是不是文化？
世界上也许确有闲出来的文化，如风花雪月的文化，鸳鸯蝴蝶的文化，“玉树后庭花”的文化，以至“斗酒诗百篇”的文化，其中也不乏优美，不乏价值。但即便是这些闲出来的文化，其源头也还是前人忙出来的。即以文化的载体文字而论，其产生时生产力低下，社会还养活不了闲人，不论是伏羲氏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还是仓颉造字，大概都不是闲出来的。魏晋“完整的知识分子”以通典籍为有文化，且不说他们是闲着通的还是手不释卷忙着通的，便是这些典籍本身，也都是前人忙出来的。孔子学韶乐三月不知肉味，读易韦编三绝，“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才有后人所看到的《论语》。
文化人以闲表高尚，固然有其理由。闲至少可以证明衣食无忧，进入了“有闲阶级”，比那些忙着搞饭吃的人有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自不待言。但若因此就以闲文化为高尚，则不见得。现在有一种闲文化，即“名人喷嚏”文化，并不是谁都愿意去吸收的。彼亦一喷嚏，我亦一喷嚏，谁的喷嚏能高明到哪里去？
“朝闻道，夕死可矣”是一种由来已久的文化精神。读书养气而不著书立说，做一个精神上的亿万富翁，的确是高尚的事。但这种高尚不是谁都能效法，尤其不是那些不“完整”并且缺乏“有价值的空闲”的知识分子可以效法的。至于高尚不起来的人们，包括文化人，书该读，气该养，在读书养气的同时和以后，还得像鲁迅先生所说的：赶紧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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