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它的下部却令我大失所望。不仅恶俗成了真正的恶俗（例如以极大的篇幅，对“处美人大赛”作津津有味的铺展），某些片断也由恍若近似的仿制发展到几近相同的照搬（例如《百年孤独》中越来越多的女人带着孩子来认父亲），更要紧的是，它已真的让人难以卒读了：满眼是生硬、虚假的情节，和那些教人不忍面对的硬噱头。我是硬着头皮才将它读完的。我感觉到作者也是在“硬写”。

　　有位年轻作家奇怪地问：“他不是写得很投入吗？不是欲罢不能，才将十几万字写成了五十余万字吗？”这正是我所要探讨的，也是我硬着头皮读它的目的。我想理清楚：究竟是怎样一种创作心理，支撑了它的创作过程。

　　我发现，首先，作者是被一种理念牵着走的；或反过来说，是他对于这个世界的一种理性的认知，鼓荡起了他的创作激情。这一认知其实相当浅陋，也未必有太多的现实依据（它只在某一范围内才能暂时成立），这就是：钱能改变一切。整个下部几乎就是在图解这一理念。虽说作者把它写得很荒诞，但在他的心中，这只是当下世界本身的荒诞。于是，李光头可以从一个卑微的小人一变而为全国新闻界趋之若鹜的大人物，林红可以从讨厌李光头而变成喜欢他、依附他，李光头可以得到没完没了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处女”，再荒唐的“处美人大赛”居然也会开办起来，国营企业的好职工林红和宋钢因缺钱变得难以生存，童铁匠因发了财从此夫妇定期同赴红灯区……甚至，小说开头所写的李光头要上太空，也无非是要说明有钱就能实现一切。余华过去创作的成功大都不在描写当下生活上，他对于当下其实是隔膜的（此书上部恰恰不是写的当下）；这一次他的激情创作，很大程度上凭借的正是自以为对当下有了重要发现。于是，所有故事都成了这一发现的说明，人物成了傀儡，日常生活则都成为直奔理念的荒诞图像。

　　其次，是作者对于某些技巧上的预设，太过自信乃至迷信。小说的人物情节，几乎都顺着一个“两极转化”的模式在进行（或反复进行）。且看：最亲近的兄弟几度变得形同陌路，甚至导致了对方之死（李光头与宋钢）；最纯真的爱情也会走向家破人亡（林红与宋钢）；最最恶心的人会成为难分难解的性伴侣（林红与李光头）；最诚实的男人会去贩卖假货，甚至以自己的男儿身验证“丰乳液”的奇效（宋钢）；从小损害李光头的刘作家可以成为李光头的吹捧者、朗读者、发言人、副总甚至总裁；最不可思议的是，单纯的林红竟会毫无根据地成为红灯区的老鸨。在书中，好多这样的变化其实都是缺乏根据的，它们的根据就是作者想要说明的理念，这种两极之间的转化带来了表面的戏剧性，但因其单调、生硬和不可信，最终只能使读者反感。我不知这一写法是否学自维克多·雨果，可这毕竟这是从技巧出发，而不是从生活和人物的性格逻辑出发。

　　再次，某些表面效果暂时赢得了作者的欢心。在下部中，我们会发现，作者对于数字简直着了迷：打人要一拳一拳地数（打刘作家是二十八拳，书末踢赵诗人扫荡腿是每次十八下）；写信要一个一个字数（林红给宋钢的信是八十三个字）；“刘镇被林红看过两眼以上的男子一共是二十个”（然后是一组一组的分析）；而每说到李光头的“十四个忠臣”，都要一遍一遍复述“两个瘸子、三个傻子、四个瞎了、五个聋子”……这种写法，偶一出现觉得好玩，但如果一个成熟的小说家老是依靠这些绕口令式的表面效果，那就很让人失望了（这让我想到韩寒《三重门》中大量堆砌的手法极为单一的“幽默”）。快速写作的压力不容作者细加推敲，于是，就靠这种表面效果把自己哄瞒过去。

　　要找《兄弟》（下）失败的原因，我以为切不可听那些理论家们大摆虚玄的迷阵，归根结底，无非就是——从概念出发。这是当代文学创作的老问题，但进入新时期后，人们似已淡忘了它的危害。在一些“反腐小说”中，它早已悄悄抬头。前几年，一位非常感性而优秀的女作家也写出了有概念化倾向的长篇小说，令我大觉惊讶，经仔细询问，才知她一度以为对生活有了深刻的发现，是急于表达这些发现所致。现在，余华也不知不觉走入了这一陷阱。至于从技巧出发和从表面效果出发，我想，是在图解概念的过程中，因缺乏内在动力引起了创作心理紧张，所不得不运用的辅助手段吧。而有趣的是，往往越是这样的写作，越容易把篇幅拉得很长，因为到这时，作家已很难找到节制的边际了。

　　是什么支撑了《兄弟》(下)的创作2006-04-25 09:03:48　来源: 东方网　作者:刘绪源 网友评论 0 条 　读《兄弟》（上），曾令我大受感动。但我也曾有过一点疑惑，即作者写着写着，常常接近于恶俗的边缘，他会不会一下子掉进去而难以自拔？还有，书中一些出彩的片段又太像我们熟悉的名作（如父亲在乱世中对孩子心理的保护就让人想到意大利电影《美丽人生》）。幸好，上部那些近于恶俗的描写总是蕴含着对于大背景的反讽，而书中关于母亲李兰的爱情描述又真正是中国式的和余华式的，这就使它不失为一本（应该是半本）感人而独到的小说。

　　但它的下部却令我大失所望。不仅恶俗成了真正的恶俗（例如以极大的篇幅，对“处美人大赛”作津津有味的铺展），某些片断也由恍若近似的仿制发展到几近相同的照搬（例如《百年孤独》中越来越多的女人带着孩子来认父亲），更要紧的是，它已真的让人难以卒读了：满眼是生硬、虚假的情节，和那些教人不忍面对的硬噱头。我是硬着头皮才将它读完的。我感觉到作者也是在“硬写”。

　　有位年轻作家奇怪地问：“他不是写得很投入吗？不是欲罢不能，才将十几万字写成了五十余万字吗？”这正是我所要探讨的，也是我硬着头皮读它的目的。我想理清楚：究竟是怎样一种创作心理，支撑了它的创作过程。

　　我发现，首先，作者是被一种理念牵着走的；或反过来说，是他对于这个世界的一种理性的认知，鼓荡起了他的创作激情。这一认知其实相当浅陋，也未必有太多的现实依据（它只在某一范围内才能暂时成立），这就是：钱能改变一切。整个下部几乎就是在图解这一理念。虽说作者把它写得很荒诞，但在他的心中，这只是当下世界本身的荒诞。于是，李光头可以从一个卑微的小人一变而为全国新闻界趋之若鹜的大人物，林红可以从讨厌李光头而变成喜欢他、依附他，李光头可以得到没完没了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处女”，再荒唐的“处美人大赛”居然也会开办起来，国营企业的好职工林红和宋钢因缺钱变得难以生存，童铁匠因发了财从此夫妇定期同赴红灯区……甚至，小说开头所写的李光头要上太空，也无非是要说明有钱就能实现一切。余华过去创作的成功大都不在描写当下生活上，他对于当下其实是隔膜的（此书上部恰恰不是写的当下）；这一次他的激情创作，很大程度上凭借的正是自以为对当下有了重要发现。于是，所有故事都成了这一发现的说明，人物成了傀儡，日常生活则都成为直奔理念的荒诞图像。

　　其次，是作者对于某些技巧上的预设，太过自信乃至迷信。小说的人物情节，几乎都顺着一个“两极转化”的模式在进行（或反复进行）。且看：最亲近的兄弟几度变得形同陌路，甚至导致了对方之死（李光头与宋钢）；最纯真的爱情也会走向家破人亡（林红与宋钢）；最最恶心的人会成为难分难解的性伴侣（林红与李光头）；最诚实的男人会去贩卖假货，甚至以自己的男儿身验证“丰乳液”的奇效（宋钢）；从小损害李光头的刘作家可以成为李光头的吹捧者、朗读者、发言人、副总甚至总裁；最不可思议的是，单纯的林红竟会毫无根据地成为红灯区的老鸨。在书中，好多这样的变化其实都是缺乏根据的，它们的根据就是作者想要说明的理念，这种两极之间的转化带来了表面的戏剧性，但因其单调、生硬和不可信，最终只能使读者反感。我不知这一写法是否学自维克多·雨果，可这毕竟这是从技巧出发，而不是从生活和人物的性格逻辑出发。

　　再次，某些表面效果暂时赢得了作者的欢心。在下部中，我们会发现，作者对于数字简直着了迷：打人要一拳一拳地数（打刘作家是二十八拳，书末踢赵诗人扫荡腿是每次十八下）；写信要一个一个字数（林红给宋钢的信是八十三个字）；“刘镇被林红看过两眼以上的男子一共是二十个”（然后是一组一组的分析）；而每说到李光头的“十四个忠臣”，都要一遍一遍复述“两个瘸子、三个傻子、四个瞎了、五个聋子”……这种写法，偶一出现觉得好玩，但如果一个成熟的小说家老是依靠这些绕口令式的表面效果，那就很让人失望了（这让我想到韩寒《三重门》中大量堆砌的手法极为单一的“幽默”）。快速写作的压力不容作者细加推敲，于是，就靠这种表面效果把自己哄瞒过去。

　　要找《兄弟》（下）失败的原因，我以为切不可听那些理论家们大摆虚玄的迷阵，归根结底，无非就是——从概念出发。这是当代文学创作的老问题，但进入新时期后，人们似已淡忘了它的危害。在一些“反腐小说”中，它早已悄悄抬头。前几年，一位非常感性而优秀的女作家也写出了有概念化倾向的长篇小说，令我大觉惊讶，经仔细询问，才知她一度以为对生活有了深刻的发现，是急于表达这些发现所致。现在，余华也不知不觉走入了这一陷阱。至于从技巧出发和从表面效果出发，我想，是在图解概念的过程中，因缺乏内在动力引起了创作心理紧张，所不得不运用的辅助手段吧。而有趣的是，往往越是这样的写作，越容易把篇幅拉得很长，因为到这时，作家已很难找到节制的边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