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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广田骨灰安葬之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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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4-25 10:3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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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粉碎“四人帮”，十年动乱至此结束。1977年底，开始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打开了在全国范围内平反冤假错案的局面…… 1978年8月28日，云南大学为父亲举行了隆重的平反昭雪暨骨灰安放仪式。为安放骨灰，云大派人去火葬场取骨灰，却惊恐地发现骨灰没有了。他们不知道我已于1969年将父亲的骨灰取回，那时一切工作瘫痪，取时也没有严格的手续—— 那是1969年9月的一天，进驻南开大学的工宣队负责人把我叫到办公室，我感到很突然。他拿出一封电报，对我说：“收拾一下，赶快回昆明一趟吧。”我看到电文上写着：“李岫母病重，请准假速归。”落款是驻云南大学工宣队，电报是打给驻南开大学工宣队的。 我匆匆收拾了一下，在天津便买好了从北京飞昆明的机票。到北京后，也没有什么可买的，处处是绿军装和红标语。全国各地都一样。 飞机穿过云层，在我熟悉的这条航线上飞着。从1956年我只身回到北京读高中起，每年暑假我便乘飞机回昆明去。那时成昆铁路没有修通，因此我和民航便结下了不解之缘。每年回家，从飞机的舷窗往外望。看天、看云、看阳光穿过云层、看云层下的雨，看黄河、看长江、看辽阔的大地，心旷神怡，想到父亲无论多忙都亲自到机场来接我，总是说：“你回来一次，爸爸就多活十年！”而我总是不耐烦地说：“又是这句话！”这次坐在飞机上，想到父亲是永远不会来接我了…… 1968年11月3日凌晨，红山大队社员出工路过距云大后门不远的莲花池，发现池面漂着一顶帽子，他便设法去捞这顶帽子，却发现帽子下面站着一个人，早已停止了呼吸。这人竟是云大校长。 11月2日，礼拜六，父亲在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上写道：“姑母、娄姨等人对小忽雷这么好，令人可感！冬天的衣服棉鞋都预备好了，不愁了，如忽雷在自己家里，也不见得能这样细心，这样耐心，这样周到！”“现在昆明天晴了，云淡天高，正是大好天气。一切都好，勿念。”父亲将此信投邮后，红卫兵数人即前来提审，20点40分，云大后门门卫看见父亲被红卫兵押出后校门。夜晚传来中央广播电台播送的“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的消息。据说，这天夜里，云大校园里彻夜游行庆祝刘少奇被开除出党，莲花池周围的村民们却听到不断的狗吠声，后半夜才平息下去。 云大来人打捞上尸体。只见父亲满脸是血，腹中无水，额头一角有伤，脖子上有绳索的痕迹。当时，公检法全面瘫痪，不可能按照法律程序进行验尸并写出鉴定报告。遂由红卫兵头头作主送去火化。围观的人很多，一位老人看到父亲身穿劳改时的补丁衣裤还是湿漉漉的就要送去烧时，顺口说了句“真是水深火热呵！”于是这位老人以“同情李广田”罪被批斗、被拷打。 …… 自从被扫地出门以后，母亲便住在东宿舍。我进门的时候，母亲正坐在桌旁，我很奇怪地问：“不是病了吗？”母亲说：“你可回来了。是有一件事情要你去办。到11月2日，正好是你爸爸的周年，火葬场以‘不能保存走资派骨灰’为名，要家属去认领。如不及时领出，人家就要扬灰肥田了。”“工宣队电报上不是说你病重吗？”我问。母亲说：“工宣队里也有好人。几个负责的师傅很同情我们，是他们想出的主意，用他们的名义拍电报。要不，你怎么能回来呀！”原来如此。 我随同我家保姆的老伴张大爹前往昆明郊区跑马山火葬场，需要步行很远，我们彼此都不说话。上了山，火葬场的同志取出骨灰罐，我在认领书上盖了母亲的图章。我将它小心地放进父亲旧日的一个书包里，蹒跚地走下山来。山脚下，一匹大马突然仰天长啸，向我举起了前蹄。我忽然想起，父亲是属马的。他真像一匹老马，拉了一辈子车，天天负着重载，耐劳、耐苦，没有一点怨尤，一直拉车到筋疲力尽。前面街上热闹起来了，原来那天正是赶街的日子。乡下人背着农产品，赶着猪羊，熙熙攘攘，穿过街市。我和张大爹都无心看这些。我只觉得手上的书包里提着一件无价的而又令人胆颤心惊的东西。傍晚回到家，告诉母亲，取回来了。天上一轮大而圆的月亮，我这才想起，这一天正是旧历的中秋节。“每逢佳节倍思亲”，本是一家人团圆的日子，我就这样把父亲接回了家。 次日，我和张大爹约好，在“五一”电影院旁的茶馆相会。我先到，坐在茶馆里，很不自在，我没有来过这种地方，那时的茶馆不很热闹，稀稀疏疏几个市民模样的人在闲聊，品着茶，抽着长长的水烟管。 我自知自己的模样和其他的茶客不同，只觉得时间过得太慢，越慢越不自在。我想起电影院西边过去有一个戏院，抗战时期南国社在那里演过《牛郎织女》，我和夏丏尊先生的儿子豆豆饰牛郎织女的一双儿女，每当深夜戏散后，父亲便来接我回家，父女两人从翠湖穿过，轻盈的夜风吹拂着我们，父亲牵着我，有时背着我，我便在他的背上睡着了。 张大爹来了，同来的还有一对农民夫妇，他们扛着锄。喝了茶，他们先走。我尾随着出来。这一切都是事先说好的，那时要公开埋葬父亲的遗骨是一件不被允许的事。我们沿着工学院的方向走去。土壤逐渐呈现红色，旷野里多是高大的乔木，而路旁则是低矮的灌木。小鸟在秋阳里飞逐着，喳喳地叫着，显出比人类有更多的自由。我想起父亲在《文艺书简》中有一篇《谈幼稚》的文章说：“我有一个小女孩，今年六岁了，她当然是幼稚的，没有小朋友，寂寞得难耐，她常常站在庭院中对檐上的小鸟招呼：‘小鸟，小鸟，你下来跟我玩吧，我不打你，我爱你。’”又说，“真正的幼稚并不坏，当然也并不可笑。我们从来不笑她，只是觉得这幼稚天真可爱。”我想起父亲给我讲过的故事：一个小燕子去野外找食吃，被坏孩子打死了，她的妈妈老燕子正在家里等她呢。然而现在，不是小燕子被打死了，是老燕子被坏人打死了，小燕子正在埋葬他。 到了一座山上，张大爹说叫金架山。那对农民夫妇开始下锄挖坟。张大爹自称会看风水，通过他的解释，我才悟出，风水者，居高临下，依山傍水，一览无余也。这座小山松林不多，满山开遍五颜六色的波斯菊，有粉的、有红的、有白的，有蜜蜂在黄色的花蕊上采撷。向西一直可以看到西山和滇池，明净的山色好像一幅画，随手可以用笔点染似的，五百里滇池在阳光下泛着蓝光，好像可以奔来眼底，然而是无声的。在张大爹和这对好心的农民夫妇帮助下，我把父亲葬在了这座孤寂的荒山上。好在父亲的坟旁还有一座新坟，大概他不会过于寂寞了吧。 太阳快下山了，我们告别了小小的圆形的坟冢。没有葬仪，没有祭品，只有我的一颗心，也仿佛沉入地下了。为了日后还能找到这座坟，张大爹找人刻了一块很小的石碑，上写“李洗岑之墓”，插在坟头，写父亲的别号而不写名字，是怕红卫兵发现后捣毁。 太阳快下山了，我们步行下山来，夕阳的余辉把我们四人的影子照得忽长忽短，我忽然很佩服自己，我觉得我竟这样勇敢，这样无畏。一向胆小的我竟亲手把一个偌大的父亲埋藏了。当我小时候爬上他的膝头依偎着他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这样和父亲告别；当我严肃地向他请教文学或人生的问题时，我也从来没想过人生会这样结束；然而今天，我觉得自己全然不是当年那个胆小的女儿，因为我竟这样勇敢，这样无畏。 太阳快下山了，夕阳中的秋色是美的，秋色中的夕阳是美的。我们四个人各自想着各自的心事。挖坟的农民夫妇得到了我答谢他们的报酬，正在点着票子，他们并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埋的是谁；张大爹也得到了酬谢，他的手杖点在地上发出咚咚的声音。我反复默念着一段话：“只要世上还有苦难和羞辱，睡眠是甜蜜的。要能成为顽石，那就更好，一无所见，一无所感，便是我的福气。因此别惊醒我，啊，谈话轻些吧！”这好像是米开朗琪罗雕像座上的一段话，泰纳称之为在备受奴役的缄默下一个伟大心灵的痛苦倾诉。父亲的坟落在后边了，让他安睡吧，不要惊醒他。 太阳下山了，暮霭沉沉，我拖着疲惫的步履回到家里，告诉母亲，任务完成了。 我的假期也满了。 为寻找父亲骨灰的下落，云大打电话给我们，才知道了事情的始末。1978年8月28日，云南大学为父亲举行的隆重的平反昭雪暨骨灰安放仪式如期举行。 会后，父亲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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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来源： 文汇报网 编辑： 岳翠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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