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诗人们而言，流派是他们最初进入诗歌殿堂的门票和敲门砖，又是他们成名之后急于抛却的“破帽子”
新世纪以来，当代诗歌主要处于一种沉潜期。上个世纪末盘峰会议引发的“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争论，似乎已经淡出人们的视野，也许这本身并非一场真正诗学意义上的论争。
这里所说的沉潜期包含了三个方面的意思，一是成熟的个人化写作更加理性，历史命运与个人感怀的互文成为一个明显的特征。“90年代最大的完成是诗的个人化”(谢冕《诗歌理想的转换》)。如今，一些成名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诗人不但继续从事着诗歌写作，而且出版了不少总结性的诗集。二是民间诗歌逐渐淡化了边缘化的色彩，进入整合、归位和壮大的阶段。《上海文学》《红豆》等刊物近年来纷纷推出“民间诗歌地图”等栏目，一些诗歌专业类刊物每年都推出“民间社团专号”。三是网络诗歌的兴起与诗歌博客的出现，更加凸显了诗歌“大众写作，乏人阅读”的特点。仅专门性的诗歌网站和论坛如今就达百余个。“诗生活”网站2月20日推出博客以来，两个月就开出了五百余个诗人博客，《诗歌月刊》3月份更是推出了纯文学期刊中第一本博客专号，但这些诗刊的发行量、网站的点击量却有待提升。
从这样一个大背景出发，来讨论《诗坛为何流派众多好诗难觅》(见2006年3月18日《书缘》版)，也许是更合时宜的。
诗坛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流派有着各种不同的定义。贾植芳在《中国现代十大流派诗选·序》中说：从中国现代诗派的形成来说，它总是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世界观、人生观、政治观、艺术观相近或相似的人们自然而然所形成的一种共同的思想要求和艺术情趣为基础的自觉的结合体。有的流派以刊物为中心，以社团为形式出现，有的流派并没有中心刊物或社团形式，只是在艺术倾向上形成一种共同创作历程，有的流派却又分属于不同的文学社团，有的流派以地域来分。
文学流派，是文学史上的普遍现象。有趣的是，与过去“谈派色变”相比，如今的“流派”早已是个时髦的词。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诗坛的一片众声喧哗中，出现了难以数计的流派，朦胧、后朦胧、第三代、莽汉主义、非非主义、他们、城市人、海上诗群等等不一而足，你方唱罢我登台，走马灯似的令人眼花缭乱。颇有意味的是，上世纪末盘峰会议引发的诗坛笔仗加口水仗，快刀斩砍乱麻似地将这些流派归为两大阵营：“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虽然当代诗歌的疆域不应被粗暴地缩减，当代诗歌的进程也不能为某种静态的二元对立所穷尽，但出现这样的归类实际上也暗合了一些诗人内心的认同。流派在当今诗坛实际上已成了一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诗人的敲门砖和“破帽子”
对诗人们而言，流派是他们最初进入诗歌殿堂的门票和敲门砖，又是他们成名之后急于抛却的“破帽子”。不甘寂寞与无闻的诗人抱成一团左冲右突的现象屡见不鲜，从流派中裂变出流派、从团体中出走另立山头自立为王者比比皆是，似乎成了快速在诗坛中拥有一席之地的制胜规则。正如1999年5月深圳出版的《外遇》诗报“中国’70后诗歌版图”专号的编后语所言：“你们不给我们位置，我们坐自己的位置；你们不给我们历史，我们写自己的历史。”而在成名之后，让自己成为一名“独行侠”显得更为急迫和重要。作为当代诗坛一个重要的诗人，于坚曾说过：“我终于把‘先锋’这顶欧洲礼帽从我头上甩掉了。我再次像三十年前那样，一个人，一意孤行。不同的是，那时候我是某个先锋派向日葵上的一粒瓜籽。如今，我只是一个汉语诗人而已，汉语的一个叫于坚的容器”(《作家》2002年第10期)。诗人在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和强调时表现出来的那种如释重负的口吻，真是令人感慨万千。要知道，于坚急于抛掉的这顶“欧洲礼帽”或者“某个先锋派向日葵上的一粒瓜籽”的身份，又是多少人急于戴上和拥有的？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对自身坐标的勾画，其实正见证了诗人的雄心或野心，不乏功利目的，不乏自娱自乐、不乏自说自话、不乏虚幻和天真。
评论家们的热衷游戏
对评论家们而言，热衷于命名一个流派，把一些诗人和诗歌文本统统往一个大箩框里装，然后引经据典进行高谈阔论，这是惯用的伎俩。找一个婆家管起来，自己会显得多么轻松自如？何况这又是一项发明和创造！雪莱曾经把诗人看作世界的立法者，而在现代中国，诗人作为时代代言人的身份是十分明显的。但如今的诗人这两重身份大概可以忽略不计。在诗人西川看来，“诗人与批评家最迟到90年代，实现了角色互换”、“批评家们越来越倾向于把人当成一种群体现象”、“抓住当代，从文学批评进入文化批评，进而进入社会批评。”“我们的批评家已经越来越习惯于一种集体的、进化论式的欢呼”(《写作处境与批评处境》，见《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一书)。在我看来，热衷命名和快速命名是评论家们在商业时代和信息爆炸时代的游戏，似乎唯此才可以唤起人们麻木的神经，进而企图成为一种思想发明，因此当我看到“70年后”、“80年后”、“中间代”之类的流派命名，真是感到啼笑皆非。我忍不住在此声明，先将“90年后”、“2000年后”乃至“3000年后”先命名了，至于对诗歌主张及文本的分析，大可以借鉴“拿来主义”，照本宣科地进行下去。
诗歌多样性面临丧失
对诗歌流派而言，含义的宽泛性决定了命名的宽泛性。是否拥有类似的诗学主张、文本风格，拥有一本核心刊物和聚集一群诗人，并非一个严格的要求。尤其是前者，如今更不像一个诗歌流派的特征。从严格意义上讲，能否称为一个流派是值得怀疑的。从各个流派之间的关系看，《作家》主编宗仁发的一番话颇有代表性：“在诗歌流派的各个山头之间，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什么壁垒森严。很难说清这种景观的内里究竟都潜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因素，是不是包含着市场和经济的驱动，包含着个人功利的驱使，还是时间化解了一切屏障。总之，离一团和气越来越近了。看上去这样一种景观总比相互排斥、挤压好得多，但也不十分像良性互动，因为它一方面可以减少人为的摩擦而增大的传播成本，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诗歌生态多样性在一定程度上丧失的危机来临。”(《2005年中国最佳诗歌·序》)。宗仁发指出了诗歌生态多样性一定程度上面临丧失的现象，这实际上从一个方面回答了诗坛为何流派众多而好诗难觅的原因。
流派与好诗无必然关系
无庸韪言，诗歌流派的存在对一个诗人甚至一个诗人群体而言，会起到造就某种诗歌风格，促成某种诗艺认知的作用。对其他流派的诗人来说，也会起到学习、借鉴和促进作用。大而言之，流派的存在在历史上是一个事实，所引起的诗歌革命对诗歌的发展及一个时代的文化和精神的意义是不容忽视的。但我还是不愿意将诗坛流派众多与产生好诗视为一种必然的关系。尤其对这样一个众声喧哗、湮没众声的时代中有意识而无意义的命名，抱有深深的怀疑态度。我还对好诗的鉴别和遴选能力抱怀疑态度。怎样的一首新诗算是好诗？怎样在网络、在民间、在手稿中发现好诗？谁在公正地发现着好诗而不存在着误读的可能？
一切，也许只有等待时间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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