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著名作家余华
采访理由：《兄弟》（上部）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可独立成篇，下部计划今年11月脱稿。该书通过李光头和宋钢两兄弟的命运，贯穿了“文革”到当代的社会生活。这是余华十年来创作的惟一长篇小说，也是他篇幅最长的作品。中国的十年，足以改变一个作家。
“无论是写作还是人生，正确的出发都是走进窄门”“不管我怎么写，现实总是来证明我”“这是一个叙述者千载难逢的时代”——
两个人的历史——我们在几十年内经历了人类文明史上的两个极端
余华喜欢写在大时代中翻滚的小人物。福贵忍受命运，只好不幸地“活着”；许三观顽抗失败，幸运的是他不知道自己失败了。他们个人的命运成为余华结构和展开历史的方式，《兄弟》延续了这一思路，上半部写的是“文革”时代。不过，其中的主要人物，瞧着却有些陌生。宋凡平是个理想得不能再理想的父亲，李兰也是余华笔下不多见的深情女子。而最让余华得意的，还是第一主人公李光头，提起他，余华就乐不可支。
余华：李光头这个人我太喜欢了！他一出现，我就不担心，肯定出彩！这个人物是我从没写过的，尤其到了下半部，太好玩了！他的思维状态永远和常人不一样，又好又坏，非常复杂。而比他大一岁的哥哥宋钢，自尊，没有太多能力，对别人又非常忠诚，这样的人在今天是很难活下去的。在一个像“文革”那样压抑的环境里，这对兄弟的关系可能持久不变，但在今天这样的社会，他们的关系肯定会变得复杂，拥有完全不同的命运。我想通过这两个人物，把我们时代的特点写出来。
我在90年代还想不到今天会变成这样！从“文革”到今天，这两个时代真是人类文明史上两个极端，“文革”是彻底反人性的，现在是人性泛滥的，简直是天壤之别！更重要的是这两个时代的故事发生在同一代人身上，这代人的命运天翻地覆，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随波逐流而已，都是时代给了你一个机会。
“文革”单独去写，或者今天单独去写，我都不知道它们的价值在什么地方，可是当两者放在一起，故事发生在同样的人身上，通过人物的命运把两个时代连接起来，我突然发现它们相得益彰，它们的价值就诞生了。
我能否相信自己——我犯了一个错误，就是追求语言的统一
某篇有关《兄弟》的报道有一则网上跟帖：“十年时间把一个惜墨如金的哲人变成了一个长舌妇。”余华看得笑做一团：“我还哲人哪……”《兄弟》上部18万字，上下两部加起来会超过40万字。余华的另三部长篇，《在细雨中呼喊》17.5万字，《活着》12万字，《许三观卖血记》15万字。余华一向不赞成大部头，说是自己读着都没耐心，怎么能去要求读者。不过，一旦他跳出了传统的“小长篇”格局，必然意味着小说的叙述发生了改变。
余华：我通过《兄弟》在创作上解决了一个重要问题，首先是增加叙事的强度，如同我过去读《罪与罚》，觉得陀斯妥耶夫斯基每一处都写得那么强烈，当然我还做不到这一点。其次是正面描写时代特征，这是我从前写小说不敢碰的，以前都是把时代作为背景。还有，语言上更放松，总体上有一种味道，但比从前要杂。
一直觉得，余华和莫言，代表了当代中国小说语言的两个方向。一个内敛透明，一个奔腾狂放。《兄弟》的语言风格，似乎看得到余华从前小说的影子，现代派有一点，“许三观”也有一点，但又都不是。有人说，不能接受这种“杂”，还是《许三观卖血记》那种单纯的感觉最好。
余华：我以前的长篇，《在细雨中呼喊》是典型的书面语，《活着》是朴素的讲述，《许三观卖血记》非常简洁，我也不是要否定以前的语言，我也不知道下一部小说的语言是什么样。但是我发现，语言不能太单纯，否则写起来会受限制。写《兄弟》之前，我原先设想的另一个长篇写得很不顺，只好搁笔，因为我犯了一个错误，就是追求语言的统一。这种方式写一部10多万字的小说很好，但写30万字以上的就很难完成，导致有些叙述段落像电影里糟糕的过场戏，全是废话，死气沉沉。我有种感觉，短篇小说肯定是精细的，而一个篇幅比较大的小说，叙事风格应该是粗糙的，就像花园是精细的，而一大片土地是粗糙的，当你想追求某种气势，语言也要粗犷起来，包含各种成分。有人不喜欢这种改变，没关系，反正我也经历过。写完《活着》，就有评论家很愤怒：“我不是不喜欢你这部作品，但你一个先锋派作家怎么能写这样的小说呢？”到了《许三观卖血记》他们更生气了，说你怎么弄了个赵树理的东西！（笑）
往事与刑罚——我印象最深的是“文革”中的家庭走向了两个极端
“文革”十年，恰好和余华的小学、中学相始终。他生活在自行车都很少的小城海盐，至今记得如何央求了父亲半年，才坐上了县人民医院那辆自行车的后座，由父亲带着在医院里转了一圈。他在自述《我最初的现实》中描述过那段岁月：木头电线杆里嗡嗡的电流声，父亲从手术室出来胸前的血迹，盛夏在太平间里纳凉，街头大字报带来的文学启蒙……如今，余华回乡已经认不出记忆中的海盐，《兄弟》要呈现的也不是散发着凉意的童年岁月，当记忆被唤醒，记忆背后的东西也露出了本来面目。
余华：我印象最深的是“文革”中的家庭，有些家庭变得非常可怕，夫妻、父子之间相互揭发，而有些家庭变得空前团结，丑陋和卑鄙到了极端，忠诚和爱也到了极端。《兄弟》中的宋凡平那样的父亲在“文革”中似乎很多——我父亲是个走资派，他被打倒以后，我从没觉得他对我和哥哥发过火，他就是长时间地躺在床上没有声音。那时我七八岁，正是小说中那对兄弟的年纪，稀里糊涂的。我父母在“文革”期间做了什么，我和哥哥一点都不知道。那时家里说的话绝不敢对外面说，父母说的话绝不敢对孩子说。
有件事我印象特别深，一天傍晚，我们在街上玩儿，我亲眼看到我一个同学的父亲，拉着我同学的手，笑着和他说话。第二天早晨上课，我同学哭哭啼啼地来了，他父亲凌晨时偷偷溜出来投井自杀了！我们都见过他父亲戴高帽、扫大街，也不怎么在意，可是那位父亲已经忍了多少委屈了，一点都没有在孩子面前表现出来！
有一位去澳洲时接待我的女士，给我讲她父母的故事，她母亲本是一位温和的家庭妇女，“文革”中完全变成了一个泼妇！批斗会上，谁要敢斗她父亲，母亲马上站起来破口大骂，造人家的谣，把大字报贴到人家家门口，她父亲在“文革”初期多次萌生自杀的念头，就是靠了妻子泼妇一样地保护他，才平安地走了过来……
我记得80年代开笔会的时候，在全国的各个风景名胜区，总有那么一两个疯子，喊口号，背毛主席语录，我想这是“文革”留下的最后痕迹，到了90年代，这些人全部消失了。
余华还被称为“先锋派作家”的时候，曾以写暴力著称，比如《现实一种》、《河边的错误》、《一九八六年》等作品，充满了血淋淋的疯狂和死亡。白天他用写作杀人，晚上自己被噩梦追杀。后来，这种暴力似乎消失了，《活着》里福贵的亲人接连死去，却只是一种静静的陈述。到了《兄弟》，暴力又回来了，余华的愤怒也回来了，宋凡平被毒打致死到送葬的段落，惨不忍睹。这也是余华认为上半部最有代表性的“强度叙述”。
余华：我写《兄弟》的暴力场面时，并没有像写《现实一种》时感到它是暴力。以前的那种暴力是人性中的，更强烈一些，《兄弟》是在“文革”的社会因素中产生的暴力，两者在叙述中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我经历过“文革”初期的那种混乱，小时候亲眼见过有人当街被打死。宋凡平被打死和孙伟的父亲自杀，写得我咬牙切齿，又把过去的记忆唤醒了。可是，写到下半部，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时代，愤怒又没有了，变成了哭笑不得的感觉。
我越来越发现自己是个时代感很强的作家，有时候忍不住得意洋洋。不管我怎么写，现实总是来证明我。1988年我写了《现实一种》，那年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次向全社会公布，70%的刑事伤害案件是由于民事纠纷，我当时逢人就讲：“你看！你看！最高人民法院跟我想得一模一样！”（笑）
活着——我现在必须学会有效地抵制诱惑
余华不是一个“埋头苦干”型的作家，他对新鲜事物非常敏感，兴趣也很广泛，听音乐、看大片、迷足球，近年又抛弃了令他感到“耻辱”的中超，率领全家成了姚明和火箭队的球迷。十年不出长篇，多少让人疑心他贪玩。社会活动频繁，又让人担心他太“时髦”。他曾说一个作家在生活中欲望不能太多，提起这个话题，余华大笑。
余华：不是我欲望太多，是这个世界诱惑太多！（笑）我现在必须学会有效地抵制这些诱惑。文学界的活动，比如座谈会之类的所谓各种聚会，我绝对不参加了——不过书展不算，那是商业活动。另外，有人让写序，或者在书的封底写推介的话，一律不写。王朔是我前面一个大教训，我自己也有点小教训，当你给两个人写了序，就会有20个人来找你，抹不开情面，所以现在我谁都不给写。以前有些推介的话，都是他们给我编的，我又没法揭发他们，快20年的好朋友，我怎么翻这个脸？一点办法没有。
体育比赛追求“更高、更快、更强”，文学艺术则有个习惯思维叫“超越”，好像写作也可以掐着秒表、举着尺子去衡量。对于十年没出版过长篇小说的余华，读者极高的预期和未来的裁定多少让他心里没底。不过，对于新作应该比旧作好的期待，余华说：“这是不可能的。”
余华：记者们老是有个奇怪的问题：你是怎样超越你的前辈作家的？或者，你是怎样超越你的同时代作家的？首先，每个作家走的路是不同的，通往上海的路如何超越通往沈阳的路？这根本是两个方向。有记者还问，你是怎样超越你自己的？我说那也是不可能的。不同时候写了不同的作品，没有可比性。一个作家，最好永远走在他自己前面。这个意思很简单，就是不要重复地去写。我写了《许三观卖血记》，再写三本差不多的，就没有意义了，写一部全新的作品，就走在自己前面了，如果这部作品离我们的生活和阅读更近，能做到这一步就够了。写作又不是体育项目，体育比赛还得看吃没吃兴奋剂呢，因素很多。
现实一种——我真为有些新生代作家感到悲哀
余华经常上网看社会新闻，种种匪夷所思或令人发指的事情，想必对小说家没坏处。不过，对于网络文学，他没太当回事。
余华：网络文学是合理的，确实能让一些有才华的人出来。我早些年当过“榕树下”网络文学比赛的评委，那时总体感觉是还不如当年读的大学文学社的刊物。网络带来的进步是把写作变成了卡拉OK。过去我们觉得，会唱歌的都是歌星，自从有了卡拉OK，中国至少有了5000万到8000万歌星。过去写东西的人也少，有了网络写作也卡拉OK了。不过，我根本不相信会诞生那种真正大的、好的作品，这个社会太浮躁了。我就敢说，帕瓦罗蒂是不可能在夜总会诞生的，你拿着麦克风练歌怎么也练不成歌王，但是你确实能比你周围的人唱得好一些。网络写作也是一样，你想靠这个把自己写成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不可能的，但是你确实能比你爸爸妈妈写得好。
《兄弟》的后记引用了耶稣“走窄门”的格言，余华说：“我想无论是写作还是人生，正确的出发都是走进窄门。不要被宽阔的大门所迷惑，那里面的路没有多长。”《许三观卖血记》和《兄弟》都是越写越长，越写越宽，对余华而言，“走窄门”是写作的经验，也是生活的智慧。
余华：金庸作为一个作家成功不希奇，他作为一个商人也成功就很稀罕。《明报月刊》的主编告诉我，有一次在深圳，有人问金庸做生意的成功之道，金庸说：“别人都在抢的东西你不要要，别人不要的东西你要考虑。”写作也是如此，我早期写的先锋小说在当时是发表不了的，如果换一种方法写发表就比较容易，如果我当初为发表而写，现在肯定已经写不下去了。一个作家真正按自己的方式去写，进的很可能是窄门，走的很可能是小路，但很多年后会有人理解的。
现在有些新生代作家，都很有名，参加时髦的、商业味很浓的评选，我真为他们感到悲哀。我们这一代作家，可能会有一两个人做这样的事，但群体是不会这样扑上去的，这很可悲啊。
命中注定——我们这代人的经历是外国作家们没有的
《兄弟》的出版引来了媒体的高度关注，最密集的阶段，余华形容自己一天8到10小时坐在电话机旁接受采访，真的变成了一个不断重复同样话语的“长舌妇”。厌烦归厌烦，余华还是积极合作。对于媒体能够带来的好处，余华是很清楚的。
余华：媒体对我一直非常友善。我比较欣赏的是美国的作家和媒体的关系，非常严格，很守规矩。一本书如果不成功，上本书对你很好的媒体马上恶评如潮。我在美国的时候，我的编辑告诉我，她丈夫在《纽约时报》工作，有关她的作者的采访，她丈夫是绝对不能出面的，否则两人都得离职。这是一种职业操守，当然也许有些私下的交易我们不知道。有出版社的人告诉我，现在炒作一本书的效果跟十年前没法比了，可想而知读者对这些已经不太信任了。
余华喜欢美国，他觉得美国社会比欧洲更有活力，少数族裔也有更多的机会。2003年8月他去了美国，东奔西跑了七个月。华裔作家哈金对余华说：“美国作家心中都有一个愿望，就是一生要写一部伟大小说。”这句话让余华印象深刻。
余华：“伟大小说”是一种写作态度，当你心中怀有一种理想去写作，肯定比没有理想写得要好。至于作品的评价有时候不是作家能左右的，写作态度非常重要。
这些年到国外，和一些与我年龄差不多的外国作家聊天，我意识到了我们这代人的价值，我们的经历是外国同行们没有的。欧美作家一辈子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中，没有太多变化，而我们这代中国作家生活在一个裂变的时代，今天的中国社会充满了传奇性，生机勃勃。这是一个叙述者千载难逢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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