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争光编剧和改编的《双旗镇刀客》、《棺材铺》、《水浒》等影视作品，曾引起广泛关注。近日，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依然钟情影视剧——

　　“他们说我的小说画面感强，适合改成影视剧本”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是“触电”比较早的小说家。一开始创作转向，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杨争光(以下简称杨)：1989年，我在陕西政协办一份报纸，不想办下去了，这时偶然有个朋友让我给他写一个剧本，他说我的小说画面感很强，也很有故事性，让我试一试。我就开写了。写的是《双旗镇刀客》和《黑风景》。本子一出来，他们都说好，马上就成立了摄制组。别人一看我编剧本还行，就调我到西安电影制片厂干专业编剧。我5年里写了7个剧本。

　　记：大家都知道，与小说相比，写剧本挣的钱要多一些，你的“触电”是否也有经济方面的考虑？　

　　杨：写剧本确实为我带来了一些经济上的实惠。在此之前，我们一家人住在陕西政协的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地下室，一住就是11年，后来写剧本得了些稿酬，才得以有了房子搬出来。但是，我在写剧本的时候，脑子里没有钱的概念，从来没有刻意为了收入而去写。我这个人对经济要求不高，没有多少物质欲望。在西安，我一天10块钱就吃得很饱。以后，我也不想换什么大房子了，也不想买汽车，有吃、有住、有事干就行了，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改编名著，要的是锦上添花。但添起来很难”

　　记：名著改成影视剧的很多，你也改编了《水浒》。改编起来难度大吗？　

　　杨：影视剧改编是个苦差使，当初我都不想改编《水浒》，原因是名著摆在那里，编剧要锦上添花，而这个“花”是不好添的，添的不妥、不准、不到位，别人要骂你、臭你。白纸作画，想怎么画就怎么画，让人在一幅名画上添东西就难了。比如对各个角色的定位，在《水浒》改编前，剧组请了很多专家来讨论，大家意见都不一样，争得一塌糊涂。尤其是宋江这个灵魂式的人物，他本质上是一个读书人，他所期望的是“青史留名”，什么是“青史”，就是帝王的家谱。在他看来，“忠”是大过“义”的，所以他后来带着兄弟们投诚，是诚心诚意为兄弟们找一条出路。编剧最重要的是要吃透人物，把人物一一吃透，本子也就好写了。另外，对名著中的人物要尽量保持其完整性，当时《水浒》拍到第70回时，有人提议不要拍“英雄末路”了，这样结果就不昂扬了。我与导演谈，我们一定要往下拍，这样才能完整地表现一个人。

　　记：改编难，改编名著更难，可听说你又执笔写40集电视剧《刘邦与项羽》，这是知难而进。　

　　杨：写这个本子也真够难的，我已写了一年多的时间，去年因为生病，放下了一段时间，现在正加紧写。这个本子主要是以《史记》以及一些史学专家的论著来作为整个剧本的蓝本，绝无戏说。内容以刘邦和项羽之间发生的一些事情为主线，描写一大批的人物，尤其是刘邦手下的人物。我认为，不论从故事性还是历史的厚重感上，这个剧都应该不错，我很有信心。

　　“写小说的时候，我没有想到‘一鱼二吃’”

　　记：我们很喜欢你的小说《老旦是一棵树》，听说后来被法国改编成了电影？　

　　杨：山大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天津，然后又调到西安，接着到陕北蹲点。我给基层搞计划生育的工作人员帮忙，走了不少村庄，了解了很多事情。虽然我在农村呆过那么多年，但念完大学，有了些文化，再看问题就不一样了。《老旦是一棵树》的素材，就是这个时候撷取的。小说后来翻译成塞尔维亚文，被一个法籍南斯拉夫导演看中，拍成的电影叫《哈里是一棵树》，故事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冰岛。改拍成电影后，好像还得奖了。法国人认为它是一个人类的寓言，把它改成了一个欧洲的故事。　

　　记：你认为自己写的小说改成电影要轻松一些吧？　

　　杨：除上面提到的《老旦是一棵树》，我写的小说都是我自己改编，改编是个再创作的过程，也很难。影视和小说是不同的两种东西，写小说的时候，我没有想到“一鱼二吃”，有人要我把它变成影视的“鱼”再吃一次，我就得绞尽脑汁丰富它。还有些东西是没办法改的，像我刚出版的《从两个蛋开始》，它是由很多短篇构成的，每一章都独立成节，已经有很多导演抱怨它很难改编。　

　　记：新时期山东大学培养了几个作家，你是其中之一。　

　　杨：1978年，我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学习汉语言文学，在这里遇到了几位好老师，他们造诣很高，在全国都很有名，我跟他们学了不少东西。那时也读了一些好书，知道了托尔斯泰和海明威，也知道了鲁迅不是世界上唯一的伟大作家。我真正的文学基础是那时打下的。1979年，我还发表了第一首诗。也发过小说，不过那时最迷的还是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