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在引进西方戏剧之初，明显带有为我所用的目的。五四新剧的倡导者们特别钟情于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戏剧。不仅《新青年》曾出版“易卜生专号”，胡适推崇并介绍过“易卜生主义”；甚至一些有志于创造中国现代戏剧的青年，如洪深、田汉等，均把“做中国之易卜生”当作自己的人生理想。

　　之所以中国人特别看重易卜生，中国现代的文学家鲁迅曾有过这样的阐述：“何以大家偏要选出Ibsen来呢？因为要建设西洋之新剧，要高扬戏剧到真的文学之地位，要以白话来兴散文剧。还有，因为事已亟矣，便只好以实例来刺激天下读书人的直感，这自然都确当的。但我想，也还因为Ibsen敢于攻击社会，敢于攻击多数。那时的绍介者，恐怕颇有以孤军而被包围于旧垒中之感的罢。”这道出了易卜生风靡初当时中国之原因。

　　当时，最能打动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之心的，是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主人公娜拉，在经历一场家庭变故之后，终于看清了丈夫的真实面目和自己在家中所扮演的“玩偶”角色，于是，在庄严的声称“我是一个人”之后，毅然走出了家门。这对于处于封建婚姻包办制度下的中国青年，影响很大，娜拉成为他们崇拜的偶像。

　　在《玩偶之家》的影响下 ，胡适首先创作了《终身大事》。剧中田小姐和陈先生恋爱，而其父母竟以几百年前田、陈一家的荒谬理由，干涉他们的婚姻。田小姐留下“孩儿的终身大事，孩儿该自己决断”的字条，与陈先生一起出走。此后，欧阳予倩的《泼妇》，熊佛西的《新人的生活》、郭沫若的历史剧《卓文君》、白薇的《打出幽灵塔》等，塑造了一批出走者形象，被称为娜拉剧。这批剧目，不但是追求人格独立和个性解放的思想象征和载体 ，而且呈现出五四话剧最初的现实主义之特色。

　　胡适指出，易卜生的戏剧“只是一个写实主义”。在中国人看来，写出人生之真实，其目的就在于催人醒悟，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因此，“为人生”之戏剧风行一时。此时，写实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戏剧观念，初步得以建立。

　　《玩偶之家》在二三十年代，曾多次被搬上中国的话剧舞台，而成为了中国话剧发展的一台重要鉴证之作。其中许多当年的演员都因以出演该剧为荣，并因此而出名。其中有金山、赵丹等中国现代著名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