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不喜欢扎在人堆里的刘心武，这些年远离喧闹的城市，躲在北京郊野的温榆河畔的书房“温榆斋”中。他在这个乡村里，为自己营造了一个自得其乐的人文环境，一个富有草根气息的让自己身心安静的创作环境，不求再得奖，不要入排行榜，不想成为热点焦点，不追求轰动畅销，不想在聚光灯下晃来晃去。
每天每天，刘心武在“温榆斋”中，双手敲击键盘嗒嗒有声。他是个“夜游神”，一到晚上10点就两眼放光，思绪飘忽，开始写作，在优美的古典音乐中，或听肖斯特科维奇的《弦乐四重奏》，或听贝多芬的《田园》、莫扎特的《安魂曲》，键盘嗒嗒声敲出心曲让他自我陶醉，一直写到天空亮出鱼肚白，院子里的芍药花儿都盛满露珠，他才躺倒在床上继续做他的白日梦。电话铃响起，准是中午了，是妻子催他下楼开饭了，吃一顿早、午合餐。下午读书、看报、会友。接电话时重复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对不起，不行！”他谢绝了很多抛头露面的会。他说自己早先当教师、编辑和《人民文学》主编，身不由己干了许多露脸的事，如今无职无权，不愿做的事干脆拒绝，这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人家负责。他说：“在我已经历的人生中，热闹时也真够热闹，寂寞时也真够寂寞，现在我时时这样想：凡我得到的热闹，也许都该是属于别人的；凡我身处的寂寞，则都属于应得。”然而，最近出了两本《刘心武揭秘红楼梦》，被卷进了一阵热闹的漩涡。
刘心武的助手，与他相处12年的鄂力，把刘心武概括为：文坛老字号，快乐边缘人。
近日，刘心武接到美国华美协进社邀请，请他4月15日在纽约向美国介绍中国文化的经典《红楼梦》，上下午共两场。以庆祝华美协进社成立80周年纪念。1939年梅兰芳访美演出就是华美协进社邀请的。美国的哈佛大学等闻讯纷纷邀刘心武去演讲。他对我说：“我不喜欢讲，我更喜欢去看看我没去过的地方。”
边缘生存边缘写作
刘心武是《文汇报·笔会》副刊的老作者、老朋友，去年春节后我特地去他住的乡村看望他，他派助手鄂力和村友三儿开车特来接我去他家。
“三儿”是刘心武对村友张凤才的爱称，因姓张，排行第三，村里人都叫他张三，刘心武比他辈分大，叫他“三儿”。因为刘心武不会开车，“三儿”种老玉米买辆车送货，他常帮刘心武进城办点事儿，如取信取报纸杂志、送稿件、买生活用品等杂事，有时也陪刘心武去温榆河边画水彩画，画那儿仅存的湿地生态。年三十除夕夜，平时很节俭的“三儿”竟买了近千元大礼花，邀请刘心武全家去过年，并放烟花给刘心武看。我去“三儿”家参观时，看到院子里还堆放着燃尽的烟花筒。
村子里家家户户都已经视这个写作的刘心武为村民。走在路上我看到路人停下来为刘心武围好围巾，叮嘱一句：“天冷，别感冒了！”乐呵呵的刘心武一路上与村民们打着招呼，一边对我说：“我已经习惯了'离坛生活'，就是在所谓'文坛'的种种会议上、活动里你根本看不到我。我喜欢现在这样完全依着自己的性情生活。我可以不敷衍，可以对不情愿的人和事说'不'，也可以尽情尽性地在合得来的人面前自由挥洒。”
是啊，刘心武实实在在是个有棱有角的性情中人，那天下午，在他的书房我们谈人性、谈忏悔、谈一切我们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谈到兴浓处，刘心武竟因为仰头大笑而将藤椅错位，往后摔了个后滚翻，吓出我一身冷汗，幸好他没摔伤，这也成了我采访史上的花絮。
他的书房简陋而丰富，靠墙的满满书架上陈列着刘心武各个时期出版的海内外版本。有1993年由华艺出版社出版的《刘心武文集》8卷。从1976年至今，按不同版本计，他在海内外出版的个人专著已达145种，这是把比如《钟鼓楼》的内地版、香港版、日译本全算进去。如果严格地按不同书名的个人专著来计算，则有116种。
法国近两年连续翻译出版了刘心武的《树与林同在》《护城河边的灰姑娘》《尘与汗》《人面鱼》《老舍之死》《蓝夜叉》6本书，最近还要出一本《泼妇鸡丁》，加上2000年翻译出版的《如意》，他的法译本已达到8种。有专家说，这是历史上中国作家被一国连续集中译介的第一例。法国一些主要报纸如《世界报》《解放报》《费加罗报》以及几种杂志的书评版上，都出现了好评，特别赞扬译笔非常漂亮。刘心武告诉我，这8本里有5本是戴鹤白(Roger Darrobers)译的，他曾任法国驻华使馆文化专员，还曾留学中国中央戏剧学院，目前专心研究朱熹，汉学造诣很高，他的译笔广受称赞。中国作家的作品译介到国外，译笔的质量至关重要，遇到好译者是最大的运气。
刘心武早已习惯边缘生存、边缘写作，他有时候确实是过分的离群儿，这不算什么优缺点，他的性格有点“孤拐”，很像《红楼梦》中的妙玉，重视保持环境的洁净，更重视保持内心的洁净，也保持人际关系的洁净。
我忘不了那天一起在乡村小饭店吃晚饭时，刘心武突然腼腆地对我声明：“我从小吃相不好，你不介意吧？这也是我不喜欢与人交际的心理障碍。”他还孩子般好奇地问我这个上海人：“上海的磁悬浮列车真那么快吗？”可见他已经好久好久没来上海了。
盘自己的灶熬自己的汤
刘心武戏称自己的写作是在种植“四棵树”，即“小说树”、“随笔树”、“建筑评论树”和“《红楼梦》研究树”。他万万没想到因为到央视开了一个红楼梦讲座，写了两本《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就被一阵龙卷风卷入“热闹”漩涡。他不喜欢过这样频频曝光的日子，祈盼这场意外的热闹尽快平息，让自己在2006年恢复平静的生活。
有人问同样也出了三本红学研究著作的王蒙：“去年可以说是红学热的一年，红学著作出了很多版本，但好像都比不过一个刘心武。您怎么看待刘心武引起的红学热潮？”
王蒙回答：“红学研究大致有三个方向：第一是学术考证，第二是文学欣赏，第三是趣味研究。”王蒙说：刘心武主要是趣味研究，他的研究引起了大众对《红楼梦》的兴趣。我觉得刘心武对促进红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网上的阅读者支持刘心武，这是很好的事，很正常。大家谈《红楼梦》，毕竟还是文明的话题，总比谈论吸毒什么的好些吧！
据我所知，刘心武的《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第一部的销量已经超过了20万册，第二部已经超过了15万册，红学家们也一轰而起出了好几本批评他《揭秘》的书。我曾问刘心武对此有何想法？他一刮两响快人快语：“别人写什么书出什么书是别人的事。我的想法是，研究红学也好比盘一个灶，熬自己的汤，有香味，自然就会有人来喝你熬的汤。如果别人盘的灶所熬的汤，把人们都吸引过去了，我不会急着批判人家熬的是坏汤，更不会去砸人家的灶。我就再努力，把自己的灶加以改进，把自己的汤熬得更好。研究什么都应该允许有很多口灶，熬很多种不同的汤。为什么一定要去禁止别人盘灶，甚至去砸别人的灶掀别人的锅呢？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应该是以'盘自己的灶，熬自己的汤'为动力，在平等竞争中，去吸引受众。”
他需要一个说话的口袋
我和刘心武时常在电话里对话聊天，他需要一个说话的口袋。
周：你以前出书种类不少，但似乎还没有一种像这回的《刘心武揭秘红楼梦》这么畅销，这又不是一本小说，怎么会几个月的时间里竟发行了近40万册？你觉得畅销的原因是什么？
刘：这的确是我的书第一次进入畅销书的行列。说实在的真出乎我自己意料。这不是我刻意追求的结果，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吧。现在冷静下来想，我的《揭秘》讲座和两本书，至少有一个优点，就是有趣。一个讲述者，一个书写者，他应该让听众、读者感到有吸引力，吸引力靠什么构成？第一是要有新意，突破老框框，让人耳目一新；第二要富于启发性，不是强迫别人来信服，而是引导听众和读者也去展开新鲜的思维；第三是表述方式上要生动活泼。我的研究，基本上采用两个方法，一个是原型研究，一个是文本细读，我让自己的表述具有悬疑性，抽丝剥笋，像破案一样，来引人入胜。在畅销书排行榜上，能和《达·芬奇密码》并列，我想那不是偶然的。
周：你的《刘心武揭秘红楼梦》，被新浪网上投票选为最受欢迎的非文学类图书第一名，又入选书业网评奖的最佳人气社科类图书，你本人还被手机网评选为2005年度最具影响力作家，人民网选出的2005年度10大文化人物也有你，最新消息，北京市新华书店通过读者投票，你的《揭秘》又成为十本获得“好人缘”称号的图书之一，对这些来自群众票选的荣誉，你作何感想？
刘：非常高兴。好比得了电影界的“百花奖”。我在《揭秘》的讲座和两本书里，一再告诉大家，我只是一家之言，我对不同的观点都很尊重，我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大家都来跟我的观点认同，而是为了引起大家，特别是年轻一代对我们民族自己的文学瑰宝《红楼梦》的关注和兴趣，看来，我的这一目的是达到了。
周：你2005年11月还应邀到外交部去讲了《红楼梦》，听说安排得还挺隆重的，能说说当时的情况吗？
刘：2005年11月15日出版的《红楼梦》学刊第6辑狠批我在央视《百家讲坛》上的《揭秘》讲座是“对社会文化的混乱”“扰乱了文学艺术研究的方向”，对此我感到有精神压力，但不久我应邀到外交部作关于《红楼梦》的演讲，李肇星部长那天中午到机场为来访的美国总统布什送行，下午两点还专门来听我的讲座，他们把演讲安排在外交部里的新闻发布厅，还征得我同意进行了录像，说将刻为光盘，分送到各驻外使、领馆，作为外交官进行文化外交的一种参考资料。我觉得这是对我研红的喜欢与支持，解除了精神上的压力。
周：毕竟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你在研究“红学”的同时，也陆续的有一些中短篇发表，但没有长篇，中短篇小说好像影响也不大。你觉得研究《红楼梦》会影响小说创作吗？
刘：你的问题，是从“职务前提”出发的。我在1980年到1986年之间曾是北京市专业作家，后来调到《人民文学》杂志工作一直到现在。我并非专业作家，没有工作性的创作任务，何况现在已经退休，写不写，写什么，没有一种任务前提。总有人像你一样，认为一个人因写小说而被人所知，就应该永远从事小说这个“主业”，否则就多少有些“不务正业”，而小说则又以长篇小说为尊，“没有长篇”似乎就是“缺陷”。我认为这种把写作职业化特别是职务化的定位，是会妨碍自由心灵的自由驰骋的。张爱玲、沈从文均无长篇小说，难道不是中国最优秀的作家吗？张爱玲写《红楼梦魇》，沈从文治中国古代服饰史，难道就没贡献吗？我现在是一个宽泛意义上的作家，我写作、研究都不图有什么“建树”，我写是因为我喜欢写，我研究《红楼梦》是因为我喜欢研究，把小说、随笔和建筑评论、研红心得这“四棵树”上的果子奉献出来，不过是一个领养老金的人与读者分享感悟罢了。当然，我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写作者，读了我新的短篇小说《偷父》(2005年《读者》第24期转载了，很容易找到)，就可以看出我的情怀。
周：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研究“红学”的？什么使你对《红楼梦》发生了那么大的兴趣？对于目前的种种争论，你的态度是什么？
刘：我受家庭影响，很小就对《红楼梦》感兴趣，母亲说起《红楼梦》如数家珍。我进入研究状态，主要的动力是，想从母语文学经典里汲取营养，特别是学习如何把生活原型升华为艺术形象，如何把握叙述策略和伏笔设置等等。
我第一篇研究《红楼梦》的文章《话说赵姨娘》发表在1990年的《读书》杂志。值得玩味的是，我第一篇“秦学”文章《秦可卿出身未必寒微》就发表在1992年《红楼梦学刊》第6辑上。我讲“秦学”的节目作为《红楼六人谈》中的一人之说在2004年CCTV-10《百家讲坛》播出，那“六人谈”里的另一人就是蔡义江先生，这个《六人谈》也出了光盘，现在还在售卖。实际上《百家讲坛》早在前几年就录制过《新解红楼梦》系列节目，冯其庸、李希凡、张庆善、蔡义江、张书才、孙玉明等先生都录制过讲座，也都在《百家讲坛》播出过，也出过光盘；我被邀请录制《揭秘》是在他们全都讲完播出之后。2005年11月15日出版的《红楼梦学刊》第6辑卷首的访谈录里，一些研究红学的专家学者把中央电视台录制播出我的节目定性为“是对社会文化的混乱”、“成为一种社会问题”，还定性为“扰乱了文学艺术研究的方向”，对此我当然不能接受。2006年里我将继续研红，消化善意的批评指正，坚持独立思考，仍以自说自话的方式，公布我研究《红楼梦》的新心得，其中计划有6篇将刊发在《当代》杂志上，它们构成一个“红楼心语”系列。另外，我写的几十篇《红楼拾珠》也将结集出版，这些“拾珠”是把研红和关注现实的思考结合起来写成的随笔，所谓“珠”指的是《红楼梦》里人物的珠玑般的语言，比如“是真名士自风流”“大小都有个无理”“簧柏木作磐槌子”等等。
周：有报道说你将小别《红楼梦》，转而研究《金瓶梅》，是这样吗？
刘：其实我早在十年前就把《金瓶梅》和《红楼梦》一起琢磨，目的主要是为了借鉴自己民族的古典小说，以把自己的小说写好。十年前我曾应一家出版社约请，完成了对《金瓶梅》的点评，但未能刊行。我还完成了一部《<金瓶梅>人物谱》，向读者介绍书里的50个角色。这文稿已经存在很久了，最近可望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是与上海著名画家戴敦邦先生的一次合作，他绘制了一百多幅这些人物的图画，他的图和我的文字合在一起出书。有一位并未直接采访我的记者报道说，我认为《金瓶梅》比《红楼梦》伟大而且“最干净”，这绝不是我的观点，是无中生有、耸人听闻。我对《金瓶梅》的评价在《人物谱》序言里表达得十分清楚，书出来后，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看。
周：对于你的作品，读者印象最深的还是《班主任》、《钟鼓楼》，前一部被评价是“伤痕文学”的开山之作，后一部是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然而我认为最好的《四牌楼》，却没有那么大影响，为什么？
刘：《四牌楼》1993年出版后印刷过4次，得过上海优秀长篇小说大奖(第二届)第二名，其中一章《蓝夜叉》已经翻译为法文，2005年在法国以单行本出版，《费加罗报》上有肯定性的评论，我已经觉得很欣慰。有的作品一发表就轰动，有的作品会慢慢地被认可，有的作品永远寂寞，就像人与人的命运各不相同，这都是正常现象。把作品发表出来当然希望有人看，有人共鸣，否则发表它干什么？但“大影响”是无法预测、无法控制，也是没必要去追求的。我自己觉得，也许很多年以后，人们如果还记得我，那么，会提到《四牌楼》，这是一部什么时候都可以读，读过的人里，都会喜欢它的，那么一本书，因为它透过政治、社会、时代、家族和角色所写的，是对人性的永恒性思索，而且它的忏悔性文本，沉静而略带伤感的叙述方式，应该能早晚获得一些知音。
周：从《班主任》开始，到后来的《泼妇鸡丁》、《站冰》以及《偷父》，我觉得你的小说一直是关注着弱势群体和人性，从文字间就能感觉到时代脉搏的跳动。你是否可以给自己不同时期的作品分一下阶段，在叙事方式上，是不是一直在寻求新的变化？
刘：不变的是对时代、社会、人生的逼近观察和对人性的探究。变的是通过广泛吸收营养后，在艺术形式上的新尝试。比如《泼妇鸡丁》这个中篇小说，题目是道菜名，里面每一节的小标题也都是一道菜点的名称，形式上追求新奇巧妙，以使内容更耐品味，台湾评论家说我写的是“饮食文学”，那边一家出版社出了单行本，法国现在正在翻译，法译本2006年春天会在巴黎出版。
2006年1月，东方出版社推出一套4卷的《刘心武精品集》，其中包括我的三个长篇小说《钟鼓楼》《四牌楼》《栖凤楼》，成名作《班主任》(不是处女作，写它时也已经不在中学任教了)和其它几个中短篇小说，还有随笔《献给命运的紫罗兰》等；云南人民出版社也同时出版一本《刘心武自选集》，篇目与东方出的4卷完全不同，里面有小说《民工三部曲》和剧本《老舍之死》。我这些年来的变与不变，从这些选本里可以看明白。
周：你的纪实文学也很精彩，《5·19长镜头》、《公共汽车咏叹调》等，但是后来就写得少了，好像随笔和建筑评论文章写得多了。在你的一些作品中，包括《钟鼓楼》，尤其是《我眼中的建筑与环境》，更可见你对建筑的研究很有心得。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建筑艺术有爱好的？
刘：我自己最珍爱的纪实作品是《私人照相簿》和《树与林同在》，篇幅都远大于你点出的那两篇，而且都是在那以后写成的，也都有过一定的影响。
我对建筑艺术感兴趣也是从中学时期就开始了，那时候我常去画城市景物写生，以古典建筑为主。改革、开放以后，北京城市面貌有了大变化，新的建筑物层出不穷，而且牵扯到旧城改造、城市规划等方面的问题。作为一个北京老市民，对城市发展的关切与少年时期对建筑物的欣赏兴趣交融在一起，就催化出了我的建筑评论。除了你提到的，我2004年还出版了一本《材质之美》，新近还写了若干《话说天花板》《话说卫生间》系列文章，把评论触角延伸到居室设计装潢领域。建筑界对我的涉足不仅十分宽容，而且持欢迎鼓励的态度，我也曾在北京电视台录制播出过12集《刘心武话建筑》，没惹出“围殴”，倒有不少鼓励之声，最近你从互联网上点击“北京西环广场”字样，能看到建筑界邀请我参加有关活动的报道。
结束语
推心置腹的对话是一种享受。生命是有极限的，支撑作家继续往下跋涉的不是新的制高点，而是对生活、对生命不衰的观察兴趣。
刘心武这条潜在深海里的大鱼，平日里不显山露水，偶尔跃出水面兴风作浪，也是很有气势的，尽管他不是耀眼的明星作家。但他身为一个有争议的作家，他的写作中的事件，人物故事基本上是与他共时空的，他永远活在社会生活新的生长点上，因而他的激情从不退潮也总在与时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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