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待亲情的态度，大抵能看清楚一个人的真面目。

　　大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有一位南非的领袖人物，其子触犯刑律，法庭开审时，记者问他对此有什么要说的，他的回答直截了当：作为父亲，我希望法庭能尽可能轻判我的儿子。

　　我吃了一惊。

　　在我当时的认知水平上，如果他说：“我儿子触犯了刑律，应该受到惩罚，我希望法庭审判时，一定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不要考虑我的因素……”，我可能不觉意外。我们过去所受的教育就强调，在大是大非面前，要大义灭亲、不殉私情，不能有儿女情长。类似的的事情，亲人出面没要求“严惩不怠”，就算幸运的了。

　　人性亲情斩不断

　　近读老鬼的新著《母亲杨沫》(杨沫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代表作为《青春之歌》)，从作者青少年时期的经历中，我又看到了这一层过去相当普遍存在的阴影。

　　革命，也只是一种工作，其间的理想和信念，再崇高再伟大，总离不了人和人性。他人是人，亲人更是人。可是，这些概念过去常常被漠视，或者干脆弄颠倒了。

　　老鬼在书中说：“五个孩子有四个是找别人带的——我和哥哥一辈子也不知道在母亲面前撒娇是什么滋味——六岁时刚动完手术就挨了一顿痛打——回家吃不饱还要交粮票——整整五年父母不跟哥哥说一句话——最疼爱的女儿不明不白死了也置之脑后……”

　　亲情，绝不只是指血缘关系，还有一份超出一般情感的骨肉之情，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人身上的一种动物性。

　　传记出版后，作者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那会儿主张，‘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如果你这个人很重亲情、很重家庭的话，会被认为是觉悟低。太‘儿女情长’了，在那时候是要被人瞧不起的，觉得你这人没出息，境界不高。当时为革命奋不顾身，不管老婆孩子，为工作，周末不回家，孩子老婆得了病都不管，受到了舆论的赞美和全社会的尊敬”。“我姑姑非常疼爱孩子，母亲却说“家庭妇女才那么干”，特鄙视。她觉得有工作的知识女性不应该整天围着孩子转，像姑姑那样。她认为那是动物本能，“老母鸡也会干”……”

　　可是，人如果连起码的亲情都不讲，连这点动物本能都没有了，还能说是比动物“高级”吗？

　　本性的再生与还原

　　许多年前，看《我的父亲邓小平》，书中提到邓被“发配”江西时，曾几次给中央写信。这些信不谈政治，不谈国家大事，也不谈对个人境遇的期待和要求，主要是谈孩子的治病、就业等家庭琐事，请求组织上予以照顾。

　　我很感动。没想到我们的领袖人物，也如此注重家庭、注重亲情，即使是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下。

　　一位长者告诉我，人的一生，大致要经历三个阶段：年轻的时候实现自我，中年的时候失去自我，晚年回归自我。这与老鬼的观点不谋而合。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有一些老干部，表现出了“两头儿真”的特点。像周扬、胡绳等很多人都是。刚开始年轻的时候参加革命是真诚的，中间很长一段失去了自我，到晚年，经过‘文化大革命’，好象看破了什么，又恢复了自我。周扬和胡绳都属于这一类，敢说真话。我妈就有点这样，到晚年她也不在乎了，喜欢实话实说，跟老百姓心贴心”，“你看她年轻时候一个样儿，中年一个样，晚年又一个样”。

　　如此看来，晚年能回归自我，也算是一种境界了。

　　二○○三年，我在香港买到一本书，名为《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作者李南央。她讲述的家庭境遇与老鬼相比，好不到哪儿去。李南央和老鬼两人的母亲，差不多同时代人，而且有着惊人的相似：年轻投身革命，中年渐渐失去自我，丈夫、儿女、孙辈，包括亲朋好友，在她们那里完全感受不到亲情，甚至比对一般人更苛刻。现在人们常说的“杀亲”、“杀熟”，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形。

　　所不同的是，老鬼的母亲杨沫“晚年大彻大悟，非常坦白。自己的私心、自己的虚伪、自己懦弱，她都承认，变得像孩子一样纯真”。而李南央的母亲，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听说有了这样的变化。

　　人生“三个阶段”的划分，很耐人寻味。并不是所有人都一定经历这三个阶段，有的人一辈子都在努力实现自我，死而后已；有的人失去自我后，再也不能自拔；能回归的大约也只是少数。

　　那个时代已成过去

　　为什么会失去自我？从杨沫她们的经历中可以看出，既有个人因素，更有环境因素，包括政治的、社会的等等。老鬼说，“母亲的出生和个性使她对左的一套天生就反感。只不过多年的、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扭曲了她的本性。母亲由一个追求婚姻自由、追求真理的进步青年，变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老太太。尤其是政治上，她绝对听上级的话，绝对不会给领导提意见。对任何领导，包括自己亲属的领导、孩子的领导，她都必恭必敬、奉若神明，这几乎成了她的处世习惯。这是多年来教育的结果”。

　　老鬼的文字有些粗糙，大约也是作者心境的反射。受其影响，阅读的时候，我的心情也总在焦虑、伤感、烦躁和愤懑之间交替。掩卷之际，我相信，绝大多数读者都会和作者一样，为母亲的“回归”，不由得长舒一口气。

　　“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这样的口号，现在已经很少提了，倒是“大公无私、无私奉献”之类，还能经常听到，虽然也受到“舆论的赞美和全社会的尊敬”，但纯粹无条件地提倡“无私”，并期望化作人们真诚自觉的行动，已经不那么现实了。

　　毕竟，杨沫她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已经成为过去。这应该也可看作是一种回归，社会的人性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