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曾写过一篇小文，说“9·11”事件后乘飞机要接受极为严格的安全检查，恐怕要不了多久，大家都要裸体登机了。弗里德曼的担心看来并不是多余的。
前些日子，在迈阿密，美国一名男性乘客被空警开枪打死。据说，空警当时听到那人喊了声“我的背包里有炸弹”，追上去要其将背包放下，但此人却试图逃离，空警便果断地连开数枪，将他击毙。事后一查，才知是虚惊一场，被打死的人原来是个精神病患者，同行的乘客也没有听到他喊过一声“有炸弹”。
会不会是那位空警神经过于紧张，听错了话呢？警方当然不会做出这样不利于自己的解释。按照警方的说法，那位空警是为了确保大家的安全才开的枪。对于生活在恐怖威胁阴影中的美国人来说，这样的解释很容易被接受。笔者的一位美国朋友就说，假如真有炸弹，那位空警不就救了大家的性命吗？在他看来，那位空警反应灵敏，应该立功授奖才对。
“假如真有炸弹”，这话听起来十分耳熟。假如恐怖分子把脏弹或化学武器带进像纽约这样的大都市；假如萨达姆真的拥有了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假如朝鲜把核武器悄悄地卖给恐怖分子……这样的假如我们从美国媒体上看到的还少吗？“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反恐专家描绘出的未来可能发生的恐怖袭击景像，要远比世贸大厦被客机撞毁可怕得多。“面对阴险狡猾的恐怖分子，你怎样假设都不会过分”，这就是华尔街危机管理经理们对“9·11”事件做出的深刻总结。
表面看来，美国人的恐惧感与“9·11”事件的发生有着直接的关系，但仔细琢磨，“9·11”其实不过是扩大了美国人对恐惧的想象而已。对忧患意识原本就极强的美国人来说，忧虑的加重很容易变为恐惧，更何况二者之间根本不可能划出一个严格的界线。
与美国人接触多了，你就会觉得，许多普通老百姓都具有很强的忧患意识。尽管对像咱们这样的“老外”，他们会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优越感，可一旦面对真实的生活，他们又难以掩饰内心深处的忧虑。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会像美国那样，不断地推出“美国面临的主要威胁是什么”、“哪个国家是未来美国的竞争对手”诸如此类的民意调查。有本名叫《美好生活及其不满足》的畅销书是这样讲的：“尽管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成功远远超过了失败。但在美国人的心灵深处，却是一幅反面的图像。”
美国人对未来担忧有很多原因，最主要的就是受保守主义传统的影响，认为自己已经得到的就是最美好的，因此总怕失去这些东西，也总觉得有人在暗地里千方百计地想要夺走这些东西。其次是市场经济的竞争十分残酷、激烈，特别是高风险社会的未来难以把握。再者还有福利相对较少，缺少社会保障等因素。“9·11”事件发生后，对恐怖袭击的恐惧更是弥漫了美国社会，久久难以减退。某些政治家和利益团体为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不惜夸大事实，渲染恐惧，也不断地加剧民众的恐惧。
恐惧是有代价的。恐怖分子制造恐怖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让人们为恐惧付出代价。社会学家格拉斯纳在《恐惧文化》一书中指出，美国人的恐惧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源于错误的信息。“恐惧文化”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让美国人把心思花费在不必要的事情上，却忽视了真正有待解决的不平等、贫困、种族主义以及枪支泛滥等社会问题。格拉斯纳虽然是在“9·11”之前所说，但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今美国人的恐惧心态。
对未来有危机感固然是一种好事情，从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到约瑟夫·奈对美国过分使用硬力量的担忧，无不渗透着强烈的危机意识，正是这种意识才使得美国政府的决策往往会具有长远的战略考虑。
但事情的另一面是，危机感发展到了恐惧，就会影响到客观、公正地看待世界，看待别人，就会如惊弓之鸟，就有可能作出误判。特别是当这种恐惧文化对美国的决策产生影响，那就不再只是美国人自己的事情了。美国是全球经济、军事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如果美国总是用这种疑神疑鬼的恐惧心态来看待别人，那能不让我们感到恐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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