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刘心武解读《红楼梦》。他解读的对不对？这不是象我这类人能够评判的。由他的解读而引发出一阵新的红楼热，这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可红学专家们不让了，他们受不了。刘心武凭什么上中央电视台呢？问题是，凭什么刘心武就不该上电视台呢？只有红学家才有资格评说红楼梦，其他的人一律靠边站，这太霸道了吧？更重要的是，专家们有新近成系统的研究成果吗？如果有，拿出来让大家欣赏好不好？细腻精制的东西如果占领了市场，生编硬造的东西自然就退位了，这不明摆着吗？你们说刘心武解读的不对，拿证据来；你说刘心武解读的不好，比比看。用证据说话，不是比用资格说话更让人服？

        二是中韩端午之争。沸沸扬扬，闹腾了不短时间，终于尘埃落定，韩国在联合国申遗成功。且不说地球人都知道，起码，中国人该知道，端午是中国人纪念屈原的，就算韩国过得再热闹，再有特色，人家行，咱不该不行。就象说新家坡的儒学传统比中国现在的情况好一样，但“儒”的发源地还是不能改变。新家坡能有一天把“儒”申请为它的吗？可人家韩国居然成功了。那我们呢？我们的专家说，咱 “还有机会”！真是不知道该说他们什么好。就这个“还有机会”，下次让我去如何？

        还有不少类似的事情。比如东晋高僧法显的籍贯。他是第一个发现美洲大陆的人，是中国人,比哥伦布还早1000多年。可他是中国哪里人？查1979年版《辞海》：法显(约337－－约４２２）东晋僧人，旅行家，翻译家．本姓龚，平阳武阳（今山西襄垣）人。可查1999年新版《辞海》，不对了，法显，龚姓：平阳郡（今山西临汾市西南）人。我是襄垣人。不是因为我是襄垣人，就一定想把法显说成是襄垣的。历史研究比较复杂，错了也应该纠正。法显究竟是哪里人？我是外行，插不上嘴。可是谁能说变就把《辞海》变了呢？又是凭什么变的呢？问题在于，突然把襄垣扭成了临汾，是如何推翻了原来的结论，新观点又是如何产生的？专家们有过什么解释吗？襄垣民间至今流传着法显的好多故事，专家们听过吗？临汾有没有法显的活动痕迹，专家们知道不知道？襄垣多年来在法显研究方面下了不小工夫，也取得了好多成果。襄垣甚至还花巨资兴建了法显纪念馆，开发了旅游场所。直至现在，襄垣许多人恐怕还蒙在鼓里。

        由此想到目前正处在舆论旋涡中的经济学家。

        丁学良放言“国内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而给内地经济学界带来一股“风暴”的郎咸平却说：“我只是个敢于说真话的孩子”。一段时间，人们议论纷纷，特别是对主流经济学家们颇有微词。最近听说有人开始反击。可他们怎么说呢？说是否认经济学家，就是否认改革成果。奇怪！经济学家们代表改革成果？难道改革成果就是有几个经济学家？可是，一说到改革中也存在的缺陷，他们又变了。因为“谁都知道，经济学家们并没有决策权”。
 

        其实，郎咸平说了些什么呢？有人说，郎咸平的观点并不新鲜，并不是多么高深的理论结晶。他说的话，中国民间早已耳熟能详，有些内容纯粹就是街谈巷议，甚至有些话有些时评作者也讲过。之所以缺少郎咸平式的“轰动效应”，是因为老百姓人微言轻，没有话语权，登不上大雅之堂。专家学者们又很少有郎咸平式人物，不会像郎咸平那样将普通公众的声音带入比较高的舆论平台。

        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们为什么不会像郎咸平那样将普通公众的声音带入比较高的舆论平台？专家们怎么总是听不进老百姓的话？无他，只能是因为自我感觉良好，读了几本书，自认为了不起，所以高高在上，一直“钻”在“家”里,他们也许压根儿就没有想到也没有听到过老百姓的声音。这正是一部分专家的病根。

        我这里说“钻”在“家”里，并不是说他们“钻”在自己的书斋里做学问。倘真是象当年马克思在伦敦大英博物馆那样，庶几也有不菲的收获。怕的是只“迷恋”或“蒙”在一个特定环境里，长时间就在自己本来很熟悉的一个小圈子里活动，每天只知道周旋于酒场、官场、会场，耳朵里充斥的永远只是一种声音,眼里所看到的永远只是一种景象，那就决然不可能接触到社会实质性的东西，必然代表不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也就不会有真学问诞生。

        世界上任何一门学问达到最高层，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比修养，比境界。什么是修养？什么是境界？我觉得就是要“跳”出“小圈子”，站在更高层次上，全方位多角度地观察、认识、分析和处理问题。站的高，看的远。说到底，就是为什么人的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就看你的学问代表多少人，代表那些人，在多大范围内吸收了别人的智慧和经验，并被多大范围推广、应用和认可。大学问，只能是代表大多数人。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其实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改革和建设热情，民间也蕴藏着无穷无尽的书本里和课题上根本学不到的智慧。中国文化的根子在民间，中国文化的精髓也在民间。当年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么伟大的创举，不就是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农民们的杰作吗？费孝通老的《江村记事》、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不都是因为有深入农村社会最底层的经历才完成的吗？专家的“钻”，就应该是往社会的最底层“钻”。“钻”到民间，“钻”入田野，“钻”进基础去寻根。根深自然叶茂。

        我看，刘心武不妨继续解读《红楼梦》，反正艺术是虚构的，他只代表一家之言。中国的口头文化无形资产也不必急忙申遗，不一定别人能全部抢了咱的，而且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走得也越远越好，全世界都要说“端午”是他们的，那咱中国人就偷笑。法显的籍贯是哪里？这更不算回事，反正是中国人。河南和湖北争诸葛亮的籍贯争了几百年，不是也不影响什么吗？倒是清人顾嘉蘅的一副对联出了大名；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可经济改革中的诸多问题我们不能等闲视之，因为关系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关系国计民生。

        毛泽东当年说，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他还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整顿党的作风》）专家是我们社会的宝贵财富。他们的大脑是宝贵的，声音是悦耳的，说话是有分量的。只希望的是，他们愿意迈开双脚走出去！腿脚再活泛点，耳朵再灵敏点，眼光再犀利点，经常跑跑形形色色的单位，多听听方方面面的声音，多看看上上下下的情况，多呼吸一些田野里的新鲜空气。因为，我们的社会太需要的是不“钻”在“家”里的专家！